转型时期公共物品供给的政策因素与多元主体

公共物品的多样性在理论上要求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性。公共物品供给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公共物品供给的手段和方式方面,可选择多元性和复合性的供给制度安排。本文力图通过对公共物品的性质和特征的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探讨公共物品多元化和复合性的供给机制,即由政府的强制机制,市场的利润机制和志愿组织的志愿机制合力构建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安排,以实现公共物品供给的可持续发展。     

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对罗尔斯的批判及其公共政策含义

罗尔斯的思考模式并不是理解正义的唯一路径,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对罗尔斯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不同于很多学者忽略替代性理论的完善,阿玛蒂亚.森完成了包括基本主题、分析工具和评估尺度在内的范式转换。他重拾了智识史上的现实比较传统取代主流的先验制度主义,发展了社会选择理论以代替契约论分析构架,以能力尺度超越了基本物品尺度。阿玛蒂亚.森在基本主题和分析工具的学术合法性的证明上是完整和有说服力的,而在将能力方法(作为评估尺度)运用于公共政策领域时则面临了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限制。只有在理论上退让到基本能力层面,能力方法才具有公共政策中的合理性。与罗尔斯的《正义论》一样,阿玛蒂亚.森的《正义观》也不可能是正义研究的终点,两种范式之间的争论方兴未艾。     

超越共同富裕的协调论与冲突论之争——经济思想回顾与中国方案

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即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是经济思想史上的永恒争论,也是决定共同富裕能否实现的关键。经济思想史上的协调论认为效率与公平可以协调,故二者能够兼得;冲突论则针锋相对地认为二者必然发生冲突,故抉择无法避免。协调论者赞同有为政府,从培育人力资本、规范资本行为和扩大有效需求的视角论证“分配更趋均等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冲突论者则重视有效市场,基于市场创造激励和节约信息的功能来证明“追求分配的均等化必将破坏市场的有效性,从而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只有在思想上超越协调论(正题)与冲突论(反题)之争,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合题,进而在实践中形成促进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     

“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改革开放以来,稳定问题始终在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占据着决定性的权重。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通过不断培育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始终基本维护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稳定的的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随着改革的不断引向深入,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发生演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及时地进行自我创新和政策调整,与时俱进地转换维护稳定的模式。“稳定压倒一切”的新政治经济学原理为“中国之谜”提供了一个更加完善的说明。     

转轨中的宪政秩序与政府作用——对“北京共识”的一种解析

本文从对“北京共识”的认识出发,认为对于发展中的转轨国家,转轨中的制度选择对转轨的绩效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转轨中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条制度创新-交易成本合理化-增强生产激励-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实现增长的路径。中国在转轨中选择了宪政平滑变迁的方式,这可在短期内化解转轨的经济体制成本和政治体制成本问题。     

软预算约束的政策动机与国有经济布局效果评价

政策性负担造成国有经济高生产成本的内生性，政府在改革中的激励机制决定其有动力为国企提供补贴。本文从政府改革净收益的视角构建了一个解释软预算约束的公共选择模型。国有经济进入布局战略性调整阶段后，显性和（或）隐性的软预算约束，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制约力量。软预算约束和扭曲的资本价格维持了国有企业不符合中国资源禀赋优势的技术结构，影响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效果。最终完成转轨必须改变旧的发展战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和谐。     

国家制度建设的欧洲经验的逻辑、局限及与中国经验的分殊——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狭窄的通道》为起点的思考

按照所谓的"欧洲经验",只有借助"红皇后效应"——国家和社会的平衡——才能从狭窄的通道中生成受限的利维坦,而受限的利维坦被视为唯一可以促进"自由"的国家类型。在自由的工具性维度,一旦相信"欧洲经验"的普遍性便会导致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测。但是该预测建立在薄弱的逻辑可靠性和经验可检验性的基础上,反而暴露出"欧洲经验"的局限。在自由的目的性维度,虽然"中国经验"代表了一种国家制度建设的不同路径,但国家对社会长远和普遍利益的有效回应是"欧洲经验"和"中国经验"的共同底线。由于路径依赖,"中国经验"更强调优先强化国家能力,再以此为基础推进国家在经济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回应。     

不同转轨方式对转轨效益的影响

传统的转轨经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忽视转轨国家具体情况和转轨实践的历史特殊性,强调现象层面和具体特征;忽视了对转轨目的本身的理性思考。“北京共识”问世预示转轨经济学在分析范式上要产生新的突破,认同体制转轨是阶段性的;而发展转型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应该从长远的视角通过发展模式转型看待转轨效益。评价转轨效益的制度指标和生产量指标都有其自身的缺陷,因此应寻求更加中性的并且可量化的指标。尝试以转轨时期产业结构的改变作为评价指标度量效率的改善程度,以此来解释中国和俄罗斯在转轨效益上的差异。     

生态因素下森林生物质动态潜力研究

2050年生物质能将占人类总能源消耗的50％以上,其开发与利用成为解决能源危机及实现可再生能源总量分配目标的关键.考虑林业结构、采伐剩余物是否保留及地力发展等因素,设计11种情景对其潜力进行探究;分析不同因素的影响效度,提出相关林业建设和产业发展建议.考虑采集、运输及存储等技术水平,探究产业原料实际供给情况.生态结构调整的逆向作用较小,而采伐剩余物保留的较大.地力水平提升可显著提高我国生物质可利用潜力.考虑生态因素,2020、2030和2050年的森林生物质潜力分别为32 806.92万吨～ 36 880.68万吨、38 730.14万吨～45 922.51万吨和41 793.57万吨～50 862.63万吨,分别是传统理论值的1.04～1.17倍、1.16 ～1.38倍和1.13 ～1.37倍.考虑技术水平时,其潜力是传统理论值的72.41％、81.32％和81.03％.     

不同所有制改革方式下的转轨成本与收益——基于中国改革实践和交易成本范式的研究

产权制度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一国经济的所有制状况和产权安排直接决定经济发展中的生产性激励。转轨的目的一是要实现经济运行方式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完成制度转轨;二是要通过制度转轨消除旧体制下赶超战略所造成的不利于长期发展的经济因素,降低不合理的单位交易成本,增强对微观经济基础的生产性激励,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在转轨目的的实现过程中,产权的改革是基础,市场机制的建立是保障。转轨过程中节约成本和扩大收益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不同的所有制改革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