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用·求真·精博

历史研究要打开新局面,做出无愧于我们的时代的工作,为四化作出贡献,从管见来看,首先必须注意三点:致用·求真·精博。致用是根本。回顾春秋后期以来两千五百年的     

专家、学者评本刊

上海大学学报,从已出的几期来看,质量较高(指语言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论文,其他的非我本行)。发表的论文,一般均有新意,论据也较充分;探讨的问题,大都比较重要;有些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并有所突破。举例来说,1985年第1期的《借代辞格心理基础初探》,不仅对修辞学方面的权威著作《修辞学发凡》中的有关论述提出了不同看法,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修辞学中的问题,从而使问题获得相当圆满的解决,这在修辞学研究中是具有开拓性的。1985年第三期的《中国古文字学的特征及其形成》,论述现代意     

毛泽东思想与历史研究——我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的一些体会

我选中探研历史学科,主要原因是,认为学史可以“鉴往知来”。怎么“鉴”法? 我摸索过许多年。章太炎、柳诒徵那一套太旧了,我多少学过一点资产阶级社会学、经济学的知识,看得出国学大师信古太甚的问题,觉得接受不了。倒是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原名《中国历史教科书》)里用人口论观点对封建王朝周期性兴亡的解释,使我曾经觉得颇有胜义。另外便是胡适、蒋廷黻的一套,特别是蒋廷黻把中国近代的落后完全归咎于顽固派掣了自强派(即洋务派)的肘的讲法,觉得完全正确。这种看法曾经支配我几年。但是,中国的现实和这种历史观点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