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权问题探析

1936年5月颁布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取消了对选民在性别、财产和教育水平等方面的限制,体现了选举权形式上的平等.但国民党却在法律技术层面设法进行拦截:通过规定公民宣誓、指定代表和规定当然代表等方式,将中共等党派排斥在外,使选举权的平等与自由原则大打折扣,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和积极声讨.在各方的质疑之下,国民党虽然对选举法进行了有限修正,力求借助合法性名义维护党治,表明其政治思维难以适应国内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谁有资格投票:民国选举权变迁探析

1912至1949年,民国政府进行了多次国会选举.在此过程中,虽然因应于限制性选举向普选制的过渡,选举权逐渐由差异趋向平等,但国人的民主选举观念并未受到培养,选举权常被军阀和政党玩弄于股掌之中.总体而言,中国近代选举权的变迁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由共和走向党治时代的一个面相.     

“选举下乡”与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第一次基层普选运动是建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次重要实践.在选举下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民众积极参与选举,培养其民主权利意识,树立其当家作主的思想.同时彰显了政权的人民性,增强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与拥护,为以后农村基层民主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论中国近代的官利制度

“官利”是中国近代合伙或股份企业中固定股息的俗称 ,是一种变了形的股息形式。这种保障投资人“投资安全”的制度不仅腐蚀了人们的投资意识 ,抑制了他们的股权观念 ,更重要的是对企业的正常发展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建国初期基层选举中的政治传播——以江苏省首次普选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普选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主建政之举。在其政治传播过程中,组织传播保证了选举信息的畅通,会议传播加速了选举信息的扩散,媒介传播契合选举目标,口号传播濡化了民众的政治心理。为了彰显政权的人民性,党和政府始终以树立人民当家的思想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传播的价值取向,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建国初期乡村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为考察对象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宏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生产关系,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重新整合,农民协会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从三都澳到鼓浪屿——闽浙总督许应骙涉外政务观考论

福建三都澳是晚清首批自开商埠之一,其开埠实质工作是在许应骙出任闽浙总督之后进行的。厦门鼓浪屿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唯一主动开辟的租界,许应骙欲借美、英等国势力牵制日本,藉收保护中国利权之效。三都澳开埠与鼓浪屿公共租界设立,虽然性质不同,但均是晚清福建对外开放之举,又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清政府官员"被动之中力求主动"的发展观。但是,许应骙等地方官员的主动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被迫而为,并受制于当时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动的发展"和"发展中的无奈",正是这一时期许应骙等清政府有识官员面临的一个悖论。     

论民国初年的选举法

选举的力量在于 ,它是民主的制度保障。民国初年的选举制度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和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各项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及选举技术都是通过选举法予以规范的。民初选举法为同一时期选举制度的运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近代民主宪政建设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民初选举法在法理上的局限 ,使选举法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民宣誓探析——基于一种观念的考察

公民宣誓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项持久的举措,国民政府曾多次颁布相关法规对公民宣誓的条件、程序、誓词和仪式等作出规定,并进行宣讲,引起社会舆论的普遍质疑。无论是政府的解说还是舆论的辩难,都忽略了公民宣誓的真实内涵。     

民主的颓变——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举研究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强权和实力成为北京政府时期政治游戏的基本规则。在第二届国会选举中,各派系为了集团利益,不择手段,抛弃选举的民主、公正精神,玩弄选举政治。尽管作为民主共和政治话语符号的国会、选举、政党仍然存在,但只不过给军权统治贴上合法性标签而已。而且此次变异的党争与国会选举使其后的北洋政治进一步陷入无序的状态,民主化进程呈颓势之态,这为随之而来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党国体制的确立提供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