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与社会科学的逻辑——重思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之争

哈贝马斯将诠释学引入社会科学,特别吸收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成果以矫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主义,但他不满于哲学诠释学的保守倾向、方法维度欠缺和语言本体论,提出深层诠释学取而代之,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实现社会科学的解放旨趣。针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伽达默尔亦给出了有力的辩护和反批评,以实践哲学为归宿,重申哲学诠释学的本体论地位和普遍性要求。二者的论辩各有千秋,须深入剖析论争的学理及其来龙去脉,才能从总体上给出恰当的研判。这场争论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能够为我们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逻辑定位、诠释学的合理走向以及如何处理技术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关系提供新的思想生长点。     

中国传统哲学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比较——从“天人之辩“、“古今之争“和“言意之辩“谈起

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中选取三个论争中心“天人之辩”、“古今之争”、“言意之辩”为角度,在人与世界、传统与现在、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进行若干比较研究,以反观中国传统哲学,并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与对话。     

因果说明和意义理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意涵

对说明和理解关系问题的反思,首先出现于狄尔泰的诠释学思想中,韦伯将之引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思考,并在吸收诠释学的因素的基础上,开创了“理解的社会学”。这种新型的社会学要求,对人类行动的研究,要将因果说明和意义理解统一起来,对于行动的解释要达到“合意向”与“合因果”的统一。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意在克服实证主义传统的局限,也意在打破肇始于狄尔泰的说明方法与理解方法的长期对峙,他提出了实现因果说明和意义理解之统一的可能方案,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施莱尔马赫和伯艾克对诠释学方法论的不同建构

施莱尔马赫被认为是近代方法论诠释学之父,他对诠释学有两大贡献:一是创立了普遍诠释学;二是引进了心理学诠释方法,这种心理学取向使得其诠释学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作为施莱尔马赫的弟子,伯艾克虽然也致力于诠释学方法论的普遍化,但他对语文学领域的固守使得其诠释学以语文学为基本取向,具有更强的知识论色彩和理性主义特征。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诠释学和伯艾克的语文学诠释学构成近代方法论诠释学的两种重要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