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情立体 以象兴境——中国文论的话语系统刍议

情是艺境的动力结构,体是艺境的整体呈现,立是艺境的创造手段,象是艺境的存在条件,兴是艺境的激活过程,境是艺境的最终效果。以“因情立体、以象兴境”为结构系统的艺境论,能够将中国的言志、缘情说,明道、理趣说,兴象、神韵、境界说与西方的模仿论、表现论、情感形式论、典型论、象征论、接受论、审美论等对接起来;突破言述文本中心的局限,把间接形象创造与直接形象创造(绘画、雕塑、影视、录像等媒体形式)合二为一;将审美与审丑都涵蕴于“以象兴境”的过程中。     

金圣叹律诗分解说探析

穷困潦倒的金圣叹穷尽力气要评点六部“才子书”,但仅完成了《水浒》、《西厢》便绝命于“哭庙案”,临终前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的诗句,看来他的唐诗分解是意外的收获,对此他颇有些自负:《与徐子能增》中说:“总之弟意只欲与唐律诗分解。‘解’之为字,出《庄子·养生主篇》所谓‘解牛’者也。彼唐律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经弟之无厚,入唐律诗之有间,犹牛之謋然而已解也。”他认为诗的分解是很重要的,《唱经堂杜诗解》中《赠李白》一诗的注释说:“夫人未有解数不识,而尚能为诗者也。”《与顾掌丸》中有:“分解,而后知唐人律之严,真是一字不可得添,一字不可得减也。如使不分,     

钱钟书的“理趣”论

在中国传统的诗论中,言志和缘情是两个重要的取舍尺度,但这并不能成为另一类独具诗美特性的作品的评价标准,于是以“理趣”论诗便应运而生。钱钟书先生对此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关注,从 30年代的《谈艺录》到 70年代的《管锥编》及其以后的补订中,对此作了许多精采的论述,本文通过对有关问题的梳理,力图见其析辩之心并窥见其治学方法之一斑。     

中国文论话语的元范畴臆探

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 ,必须首先确立元范畴。“境”是蕴涵着心物关系、言意关系的范畴 ,也孕育着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等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将其作为中国文论的元范畴 ,至少具备四个特殊的优势 :1 .有独到深广的历史文化积淀。 2 .有切近艺术基本问题的理论基因。 3.有动态开放的理论张力。 4.有广泛深刻的现实影响力     

《礼记·乐记》之“象德”考论

现代人对“象德”的理解侧重作品功能论的方面,强调乐符合道德、体现道德;古人对“象德”的理解侧重接受功能论的方面,强调以乐为媒,民之行对君之德的法象,以象致德。其实,“象德”还有本体论和创作论的方面,前者强调乐就是“象德”,后者强调使德成象（使德外显为一系列符号）。由此,构成了一个以“象德”为核心的乐论系统。     

对“文学”作为学科能指的反思

以“文学”为学科能指的现代所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有相当稳定的界域。由此,形成了我们现代的文学史写作格局,但当所指相对稳定后,我们又会进一步发现“文学”作为能指的局限和误导。首先,从约定俗成的角度,“文学”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充满着矛盾与歧解;其次,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在“文学”书写的同一性下,掩盖着技艺论、明道论与摹仿论、审美论、特殊言述的语义差异;第三,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视觉文化的冲击使文字的文学文本从中心趋向边缘。“文学”作为建构学科的概念,失去了近百年被赋予的价值,已到了重新思考的地步。     

唐代诗境创造论和类型论

从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开始,人们便明确地用"境"来阐述文艺理论中的问题.本文拟从唐代诗境创造论(缘境、取境、造境三个阶段)和诗境类型论(物境、情境、意境三种类型)两方面来讨论唐代诗境论的丰富内涵和深刻的认识价值.     

从蔡邕看东汉末期的文学趋势

蔡邕的文辞，在他生前已超过了当时的一般文人，如碑铭文学，甚至同前代的张衡一起，并称为＂张蔡＂。青年时代蔡邕的两位老师胡广、朱穆，对蔡邕的一生，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蔡邕先后两次在京供职，都是党争平息之后，他尽量逃避险恶的政治纷争，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学。尤其在董卓当权时，大有把蔡邕拥为领袖、形成一个文学集团的趋势，为下一时期的贵族文学的繁荣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