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中国法学教育

加入WTO两年来,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不仅现行高等法学教育与我国加入WTO对教育服务所作出的承诺不协调,而且现有教育法律制度与WTO规则、规范要求存在明显冲突。我们的法学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应认清形势,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应对WTO挑战,要更新思想,树立全球性法学教育观念,深化改革,建立现代法学教育新体制。     

实然与应然:环境与健康标准的法律地位分析

环境与健康标准是以保护人体健康为核心目标的环境标准。在实然层面,环境与健康标准并不属于"法"的范畴,不具有法律属性,已颁发的环境与健康标准因属于推荐性标准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在应然层面,环境与健康标准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为环境健康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提供基础保障作用,理应被赋予相应的法律地位,至少应具有同行政规章一样明确的法律属性和直接的法律效力。确立"保障人体健康"在整个环境标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应授权立法以规范环境标准的制定主体和程序,提高环境标准的法律位阶以增强其法律效力,明确政府、企业、公民的环境与健康权利义务以奠定和提升环境与健康标准法律地位。     

中华法系土地用益制度的演进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华法系的发展过程中 ,作为民法物权客体之一的土地 ,对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均有重要政治、经济及军事意义。中华法系土地用益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每一阶段均有其自身独特的主导性特征。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经济的发展程度、军事征战需求 ,乃至宗法思想观念等因素 ,都对特定时期土地用益制度的形成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精神损害赔偿适用原则和量化标准探析

精神损害行为法采取的是"限制财产责任方式适用"制度,目前这一制度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弊端和负面作用.因而,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行为法.精神损害行为法应该以拟制的等价赔偿、综合衡量、赔偿数额最高限制、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为原则,并结合法定、酌定及其他各种因素将赔偿范围和赔偿数额的标准予以量化.     

行政法律责任的伦理解读

制度性安排是实现社会秩序、达到社会价值目标的必要和重要途径,在法制秩序确立的初级阶段尤其如此。但是,制度安排并不是万能的,它存有天然的弊端,只有将行政法律责任纳入到应用伦理学中的良心的范畴,进行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全面解决在政府-官员-公众三者的互动关系的框架下的行政法律责任追究问题。     

唐代以法治吏的经验与启迪

唐王朝的治吏,以法律严密、监察体系健全、惩处力度严厉而著称于世。这个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繁荣昌盛顶峰的朝代,在以法治吏方面进行了大量立法与司法方面的探索,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内容全面、结构严谨的治吏机制。它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值得思考的问题。     

法治、德治关系的分析——立于历史与经济的维度

作为社会控制模式,法治与德治都有各自的功能优势和局限。对中国德治与法治关系进行历史发展脉络的学术梳理后,不难发现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讲,二者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将两者通过良性互补而最大程度发挥各自功用,并克服其各自局限性。     

社会本位: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交汇——浅谈中国民法本位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须以社会本位作为最高指导准则。社会本位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交汇,其中私权利是基础,公权力是保障和制约。只有做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合理交汇,才能理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平衡公益与私益,完成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任务     

效率与公平的法经济学分析

现在我们正进行大规模的法治建设，法治与法治建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题。在法治视野中如何看待公平与效率关系将直接影响到我们法治建设的价值选择与最终格局。从表面上看二者是一种必然的冲突关系，但是，公平与效率各自具有自己的适用领域，如果界分清楚各自的疆域，那么有关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议与悖论也就迎刃而解。     

中国省域新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分析

发展新经济是中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文章从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包含61项指标的中国省域新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采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了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新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加权变异系数、Moran’s I等方法揭示了新经济发展的时空演进态势。研究发现：新经济呈稳步发展态势,相对于新产业,新业态占新经济的比重更大。新经济发展的高值区主要集聚在东部地区,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已成为中西部地区新经济发展的高地。新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化主要表现为四大地区间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间发展环境差异是四大地区间新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四大地区内部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新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化具有重要影响,四大地区新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差异来源具有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