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南京:新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创始的地方样本

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的起跑点，经过革命时期在农村地区的深耕与拓展，1949年中国共产党再次向着城市凯旋，启动全面建政。新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重建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是对中共建政能力的考验。“二级政府与街居制”作为城市管理的标配体制，其生成过程并非格式化地从设计到实施。检视既有研究，侧重点多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中观研究相对薄弱。从中观层面出发，以南京为考察对象，有两个发现：一是从大都市的“四级政府→一级政府→二级政府”的确立，城市管理制度的演进存在路径依赖的痕迹，此为结构的变动；二是基层自治组织从名称、功能均不同的治安委员会、人民服务队等组织到统一的居民委员会，其间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和城市居民，是制度变革之际不可忽略的能动因素。结构与行动者的互动助推了制度的跃迁。剖析新中国城市体制的南京样本，不仅呈现了历史的复杂面向，更凸显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     

建政时期中央对地方性事件的处置——基于中国共产党接管南京的考察

经验表明,建政不仅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容易出错.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正式打开了建政的时间窗口.但建政过程并非顺风顺水,事遂人愿,各种意想不到的事件层出不穷.高层对这些事件的认知与处置稍有不当或不及时,就可能延误建政,甚至前功尽弃.在诸多意外事件中,以地方性事件最为常见与频发.中共中央是如何知晓、判断、处置地方性事件的?对地方性事件的处置对其后的建政方略及全国性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何种影响?对逐步形塑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模式有无影响?凡此,都需要回到历史语境,将中共建政史的研究视角由上层转向地方.考察中共进入战略追击时期解放军接管南京时发生的地方性事件,可管窥地方性事件之处置与全国建政的大棋局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