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的新方法：接受史研究——评李剑锋先生新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

陶渊明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对陶渊明研究的著作极其繁富 ,其中也有一些接受影响方面的研究。如 ,萧望卿《陶渊明批评·陶渊明历史的影像》首先粗略考察了历代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其后 ,钱钟书《谈艺录》以较为翔实、新鲜的资料梳理了陶渊明在历代声名的显晦。 196 1年中华书局结集出版《陶渊明讨论集·历代对陶渊明的一些探索》。新时期以后 ,陆续零星出现了一些与陶渊明接受史有关的单篇论文或论著章节。论文如袁行霈《辛词与陶诗》 ,论著章节如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接受史片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或者考察了某一读者对陶的接受情况 ,…     

辛弃疾与陶渊明

辛弃疾用自己的个性心灵在他的诗词文里为我们描绘出一个陶渊明的新形象，为陶渊明的接受史写下了极有价值的一页。辛弃疾接受陶渊明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心灵历程：从“待学渊明”到推渊明为师，再到引为千古一知己。辛弃疾之所以接受陶渊明，从主观上讲是因他们有相似的个性和思想轨迹，从客观上讲是与大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气候有关     

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质与法律教育的关系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没有区分事实审和法律审,而是由人民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这就要求人民陪审员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素质。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质是陪审员胜任陪审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质关涉陪审制度价值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法律教育本身是适用于多个领域,对于人民陪审员这个特殊群体,更有必要通过法律教育来提高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质。     

关于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和谐思考

时代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要和谐、要发展,更要以人为本。发展需要科学,但宗教在现阶段的存在是不容改变的事实,科学对人的意义并不意味着武断地去消灭宗教。面对我国这样的现状,我们需要做的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用和谐的思维方式客观地去把握科学与宗教的存在,从而为人的真实存在创造一个可能的生活空间,并且从它们的存在中提取属于人的那份意义和价值,因为人就是它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说科学和宗教在现实这个境域内是可以有一定的对话的,但不是无原则的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