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十年"新文学出版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个十年"的新文学出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左翼文学出版基本上还是承续五四新文学出版的传统;"杂志年"现象的形成与新文学的多元发展互为推动;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则表明新文学终于由先锋性、革命性走向了常态的文学主流的大众化。这种阶段性特征昭示出,新文学只有作为现代出版体制下文学生产的积极因素,从而为出版业带来一定物质动力的时候,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才算真正取得了胜利和成功。     

论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

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由于出版主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情感认同”,新文学图书出版在五四高潮时期曾一度兴盛,之后遭到冷落,直到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的下半期才又迎来了新的辉煌。30年代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得益于新文学阵营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和实践,以及现代出版体制造就的文学市场的渐趋成熟和不断扩大,同时还不能忽视现代出版经营策略的重大作用。这一出版现象是新文学由先锋向大众转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出版者由追求出版的文化性向注重出版的文化性与商业性统一转化的重要标志。     

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出版"二重逻辑"的历史考察

20世纪30年代的新文学出版更多地建构起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体制,引导和规约着新文学超越了个人和团体的独语状态而走向社会化生产,并且适应特定的社会环境不断进行着自我调适,努力在现代出版的商业性和文化性之间寻求平衡,使新文学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与文学出版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出版活动中: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还有所包容,《骆驼草》则是一份同人刊物,体现了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倾向的反拨和对纯文学的坚守。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转向”与他的文学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和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生成的两个直接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