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小说的一种模式──评陈福郎的《怪味嬉皮士》

陈福郎的《怪味嬉皮士》题材新颖，人物怪异，内涵丰富．它在探索“中西合壁”的聚合点，寻找“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了现代史上一段特殊的历史，一个特殊的人物，生动而深刻地凸现了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的历史文化现象．其以享誉西方的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名人辜鸿铭为模特儿的主人公这个艺来典型，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和现实透视的力度．这可视为当个小说创作的一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小说发展态势的某些重要的信息．     

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中发生了一场裂变.不仅研究的范围、规模是前所未有的,研究的方法是多方位、多角度的,而且研究的观点、品评的标准呈现出多元的繁荣局面.过去的研究范围,由于受到“政治标准唯一”论这一桎梏的束缚,往往以作家的政治身份的标准为准绳,来品评作家地位的高低,其结果将研究的范围局限在一部分革命作家     

茅盾和李健吾在新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兼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茅盾和李健吾的论述

茅盾和李健吾似乎并不是必然关联的人物,但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却把两个人物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比地联系在一起了:茅盾“虽写了不少批评,但都是以社会目标、政治尺度干预文学”,而“到了刘西谓,中国才有从文学尺度出发的,认真鉴赏同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家”,“没有刘西谓,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等于空白”,“新文学史上在文学批评家中,能够破除门户之见,勤恳、广泛阅读同代作家的作品,并深入其中,亲切鉴赏,叮咛推敲的仅有刘西谓(李健吾)一个人.”这就涉及到他们在中国新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我们不能沉默了.任何一个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是由某个文学史家所能判定的,而只能用历史事实、在比较当中,才能确定.手握“史笔”的司马长风先生的品评,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其比较,是否“是是非非严正不苟”呢?     

语文课型探索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打破了传统的串讲法,语文课堂形式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一般分为起始课(解题、介绍作者和时代背景、范读、解词、试读),分析课(分段、概括段意、剖析人物形象或解析论点、论据),总结课(归纳中心,分析写作特点).堂堂如此,篇篇如此.由于课堂教学类型单一,程式化,实践证明,既不能诱发学生的兴趣,又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能力.     

从《鲁迅批判》到《文学史家的鲁迅》—一李长之对鲁迅研究的贡献

李长之以他的勤奋和努力,在鲁迅研究史上留下了足迹。《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编选了他的《鲁迅批判》片断和《文学生家的鲁迅》,实事求是地肯定其贡献。 李长之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当然不仪这两篇,但这两篇确是其代表性的成就,並因此受到公开批判,《鲁迅批判》成了“打鲁迅”的罪证,《文学史家的鲁迅》成了“捧鲁迅”的罪证。可能基于这个原因,在其追悼会上,对鲁迅研究的成果只好避而不谈。如此,就有必要探讨这个问题,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发射出的光辉依然灿烂——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判延安当时存在的种种糊涂观念所阐述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人性”论,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审视近年来在理论和创作上的混乱,证明毛泽东的《讲话》虽遭非议、责难、诋毁、否定,却是经得起多次‘敲打”的真理。它发射出来的光辉依然灿烂,而且越加灿烂。     

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重评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及其批评

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篇著名的文艺论文,它一发表,即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以及有影响的茅盾研究专著,对此文均有评价,尽管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精神并无明显的分歧。而茅盾在《亡命生活——回忆录[十一]》中,却以较长的篇幅、阐述了此文的内容,阐明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因此,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一桩“公案”,很有必要进行再探讨,以求得到公允的“判决”。     

关于《子夜》中的共产党员形象

茅盾在《子夜》中塑造的共产党员形象,一直作为《子夜》的重大缺点,被评论家、研究家和文学史家们所论定.当《子夜》发表时,茅盾就受到某些人的指摘,朱明的《读<子夜>》就是一例.茅盾在撰写《回忆录》时,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我猜想作者大概是一个忠实的立三路线者”当时,瞿秋白以“施蒂而”的笔名发表的《读〈子夜〉》以及一九三七年肖三为俄译本《子夜》写的序言《论长篇小说<子夜>》都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种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