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城市管理变迁的本土化叙事——以19世纪南京为中心

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其中的区域,即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thethirdrealm),而"第三领域"这一概念的使用,有助于讨论地方行政、社会组织与城市管理模式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南京城市管理在嘉庆初及太平天国战争后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这一过程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中的相互渗透,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体现。清末南京城市管理不仅反映了地方精英的参与热情,也体现出地方行政制度化、官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在客观上为20世纪的城市行政近代化改革作了铺垫和准备。     

明代南京官房考

洪武时期,南京官员、坊厢居民、卫所军士以及工匠、太学生等所住房屋多由政府统一营建。这些廊房、营房、廨舍都具有官房的性质,且有相应的分配与管理制度。官员廨舍由工部负责登记、分配与维修,民住廊房由五城兵马司征收房钞并上交户部,军伍营房由兵部掌管。至嘉靖时期,明初的官廨制度几乎崩溃,民占官舍、官僦民居,工部已无力监管,大批官房由官产变为私产。兵部则对营房征收租银,军士不再享有免费住房。而对民住廊房征收房钞的制度则一直延续至明末。明代南京的官房制度及其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政治因素,尤其是洪武时期的都城规划、徙实京师政策以及永乐北迁对城市社会的深远影响。     

土地回报与资本流动——从善堂投资模式看清末南京城乡经济关系变迁

明清时期,土地是城乡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城居地主在周边农村置买土地收取地租,而佃农则从城居地主处获得种子、耕具甚至农房沟渠维修等费用,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太平天国战争后,这种经济关系逐渐变化.从善堂对农村土地的经营方式、城市与农村土地投资回报的差异,以及地方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度,可以揭示城乡经济关系变迁的原因.与农村土地相比,城内土地、市房以及金融业成为善堂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向.     

清代城乡对抗中的水利之争与文化之争——以无锡显应桥冲突为例

自清雍正年间至20世纪初,无锡县城西门外显应桥下石坝三筑三毁,见证了近200年的社会变迁,也折射出清代江南城乡关系与社会秩序的重要特征。随着城乡流动与社会流动、科举成败日益同步,城乡间在社会等级、利益诉求乃至群体认同上的分裂不断加剧。城乡对抗从政治经济领域拓展至文化心理层面。在显应桥冲突中,士绅阶层的权力优势削弱了其作为道德与文化权威的基础,乡民阶层反而在舆论战中掌握了道德制高点。官方的调和政策非但不能平息城乡矛盾,反而导致冲突升级。士绅指导力弱化、社会隔阂感加深、官员能动性缺失,导致了晚清江南地方社会难以摆脱的秩序困境。     

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城市认同、城市性问题值得关注.本文通过明代中后期南京士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对于传统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城市的行政区划,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以及时人对城市的意象都有其各自的空间维度;它们通常超越城墙的围界,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城市性"的缺失.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城市士绅与腹地农村之间的关系亦不尽相同,其具体特征受到城市发展模式、士绅家庭背景、国家政策、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明代南京的发展不同于"中心地"模式,其士绅社会显现出较强的城市认同.     

乾隆十三年苏松聚众阻粜案述论

乾隆十三年，经济重地苏州、松江地区，因为米价持续上涨，民众采用阻止出粜和抢夺米铺的极端做法，酿成大规模集体抗争事件。案件发生后，清廷中央和地方官府的反应迅速及时，采取的措施比清初处理同样事件更为明确有力。事件促使清廷修订相关法律条令，着眼于事后惩处和事前震慑，地方则一定程度上改变仓储制度，适当调整仓粮存储比例，以平抑粮价，消弭或减少大规模群体抗争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