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之法便是法”:散居犹太人的国家权威观

源自《巴比伦塔木德》的著名法律箴言——"王国之法便是法",经过许多拉比的讨论辩驳,逐渐发展成为散居犹太人处理与非犹太人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一方面,它明确了散居犹太人对于居住国的义务,作为所在地域的居民,应当像本地人一样尊重属地权威、承担纳税职责;另一方面,所在国的权威又是有限的,一旦超出某种限度或与犹太律法相冲突,它便不再是法。这种准则的实质,是为维持犹太社团而向外邦权威作必要的妥协。与其说它是一项法律准则,毋宁说是一种生存策略。     

“Shoah”的词源、内涵及其普及化——一项语义社会学的考察

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已被人们用来指称"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的词汇分别有"Final Solution"、"Hurban"、"Pogrom"、"Holocaust"等,而源自《希伯来圣经》的"Shoah"一词只是到二战结束后才被赋予特定的内涵,逐渐超越以上诸多词汇发展为犹太集体记忆中指称那场空前大浩劫的主要专有名词;尤其是1953年纳粹屠犹与英雄主义纪念法的通过,标志着该词的最终普及化与正统化。从语义社会学的角度考察"Shoah"一词的概念变迁,该词的内涵更新和广泛普及与以色列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相伴相随,因而在创伤记忆国家化的框架中被赋予了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     

信仰与历史的互动: 犹太历史发展的神学思考

本文从神学角度探讨犹太民族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认为犹太民族独特的神权历史观是促成其民族从流散到回归、从分散到集中的根本原因;信仰与历史的互动促成了犹太民族的产生、发展和强盛,信仰与历史的互动是犹太精神的内核和实质。时至今日,以色列国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讲也是信仰与历史互动的产物。     

从“事实”转向“法理”——《犹太民族国家法》与以色列国家属性的再界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色列最高法院发起“宪政革命”,正式确立了“犹太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属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属性问题再度引起以色列社会的关注。从2011年起,多个不同版本的基本法草案被提交至以色列议会,要求确认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经过长达7年的博弈,2018年7月19日,以色列议会以62票对55票通过《基本法: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国家》。该基本法出台后,在以色列国内外乃至国际社会引发了强烈反响,它表明以色列以多数主义统治为特征的族裔民族主义从含糊转向明确、从“事实”转向“法理”,代表着建国七十年以来以色列国家属性的再界定。     

以色列的外籍劳工政策初探

作为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劳工流动的一部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色列大批引入来自第三世界的外籍劳工,以替代低端劳动力市场中的本国公民和巴勒斯坦劳工,这些国际劳工主要分布在建筑业、农业、家政业三大低端劳动力市场。外籍劳工人数的持续增多引起以色列公众的担忧,担心引发“特洛伊木马效应”,认为它的长期存在威胁着本国的犹太属性。为此,以色列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并成立执法机构,实施包括配额许可、中介招募、捆绑雇佣与逾期遣返等管控措施。从身份政治构建的视角看,以色列的外籍劳工政策折射出其极力维护犹太属性的目的。     

民族国家崛起的宏大叙事与范式重构——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

作为驱动现代西方世界起飞的双翼,民族国家崛起和资本主义扩张的课题一直吸引着无数学者的眼球,而对充当资本主义发展之载体的民族国家兴起的研究更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长期     

“背后捅刀传说”在魏玛德国的传播:基于群体心理视角的分析

“背后捅刀传说”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德国，它由德国国防军高层制造并在魏玛时期的大众层面广泛传播。该传说主要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其核心内容是认为德国军队没有在战场上失败，而是在后方遭到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的背叛，并向敌国投降和签订屈辱的停战协定。从群体心理视角来看，“背后捅刀传说”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代表了德国右翼势力对一战战败的权威解释模式，契合了魏玛时代以民族背叛和集体耻辱为主导的社会心理。该传说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许多右翼和保守政党宣传的核心形象，它严重削弱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为纳粹主义的兴起营造了重要的群体心理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