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贵州文学创作问题分析

贵州文学(这里主要指小说创作)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一段轰轰烈烈之后,尽管它依然在运动着,前进着,不时也有一些局部的成绩和闪光,可是,从整体上看,贵州文学始终没有摆脱被动的局面,仅有的一些变化,似乎也多是在外界(外力)的牵引和推动下发生和出现的.由此,我们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处于社会转型期,特别是在进入80年代末以来的贵州文学,就整体而言;并没有真正自觉地、充分地、正确地意识到.转型中的社会正在为文学提供着更大的表演空间和更为丰富的创作资源;也因此,我们的文学创作实际与社会和人民的精神需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甚至疏离、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若干重大现象、矛盾和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问题,没有、或不能进入、或不能正确进入作家的视野,贵州文学失却了参与现实追踪时代的积极主动的姿态和行动.本来就应该具有强烈精神追求和深刻价值取向的贵州文学,却恰好在这里显出了自己的乏力和孱弱.突出的表征就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贵州文学几乎没有出现在全国引起重视或关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从《热风》与《贫土》看伍略小说意识的深化

伍略是我省最具影响的民族作家之一。这种影响力的产生,既是缘于不少力作的奉献(诸如《山林恋》、《麻栗沟》等),又与作家30余年持久不衰的创作势头密切相关。艺术的本质是审美的创造,考察伍略自50年代中叶起始的创作历程,不难发见在这位苗族作家身上,始终充盈着孜孜不倦的创造精神。这一特点在他的近作《热风》与《贫土》中得到了更为强烈的艺术的深化。     

评长篇历史小说《盛唐遗恨》

中国历史上的几位帝王总容易让人产生几分复杂的感情:一位是支持戊戍变法惨遭失败而被囚于瀛台的清光绪、一位是不想亡国而终于上吊煤山的明崇祯,还有一位正是开创开元盛世不拘礼法纳媳作妃却又酿成“安史之乱”被迫泪洒马嵬的唐玄宗。对后一位,盛唐之后的中国历代文人多有倾注才情者,白居易的《长恨歌》风靡文坛,洪升的《长生殿》倾倒剧坛,就是明证。就连伟大的鲁迅,也曾向往创作一部描写杨玉环的长篇小说。因此,当文学评论家王鸿儒在研究之余驰笔创作以一番心血铸就三十一万五千言的长篇历史小说《盛唐遗恨》,从而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上展现盛唐雄阔风貌,囊括李杨情感纠葛、探究兴衰废替缘由,倾诉悲欢抑扬情感,确乎可以说是深得中国文学传统精神的滋润的。与此同时,中国文人“诗必盛唐”的文化传统,“安史之乱”的为人熟知,使得选择这一历史阶段熔铸小说,成为对作家历史洞察力和艺术想象力的重大检验。可以说,王鸿儒给自己选择了一个难度甚大的创作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