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中防范金融危机的两大外部条件

金融危机的矛盾集中反映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趋势和社会关系的国内化之间不同利益的冲突,以及现代经济中的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不同取向标准的碰撞;国内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和国际短期资本的大出大进构成了金融危机的两大重要外部因素;由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能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所以在企业真正建立起以产权多元化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是防范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外部条件;由于金融易于与生产脱节,由于国际巨大游资的冲击,金融市场始终是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市场,再加上社会正义的非市场目标,所以政府积极地干预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的秩序是防范金融危机的第二个外部条件。     

现代市场经济的心灵基石--读吴忠《市场经济与现代伦理》

针对转型时期所出现的或者加剧了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 ,人们不禁回应着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中的描述 :“这是最好的时期 ,也是最坏的时期 ;这是智慧的时代 ,也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任的年代 ,也是怀疑的年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 ,也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 ,也是失望的冬天 ;我们的前途无量 ,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 ;我们一齐奔向天堂 ,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显然 ,这里的问题是 :作为与一种比计划经济制度要先进的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伦理精神与行为是否也可视为一种社会进步 ?所谓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是否也会带给伦理精神与行为…     

当代中国企业制度的战略选择

当代中国企业制度的基本选择只能是根据行业性质、产品种类、企业规模来选择四种主要的企业制度；由于国有经济具有＂财产代理制＂和＂超经济力量＂的两大特性，使它们缺乏＂自负盈亏＂的动力和压力，所以非盈利性公益事业是它们的选择范围；由于存在着＂一仆三主＂（出资人所有权、企业法人所有权、经营者所有权的财产所有关系，股份有限公司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这是竞争性企业的最佳选择。由于股份有限公司具备＂个人所有、集体支配＂这一特点，它又构成了社会所有制、公有制的一种特殊实现形式；中国企业制度的这一新结构既可保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安排，又能真正实现当初国有化的经济目标。     

邓小平“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再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

邓小平关于“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是以把生产力水平视作社会发展阶段的物质前提为出发点的,因而具有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它一扫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传统体制下把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理想化的空想主义思潮,而这一点又是与经典作家的理论现实主义的思想方法一脉相承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实质是一种共同利益制;公有制的形式只能是责权利相结合的某种责任制;公有制的作用主要在于抵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夺。所以,无论是所有制形式还是分配制形式都必然是多种多样的。     

时代的呼唤:创建新的社会主义学说

毫无疑问,把“人的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自主活动”等一系列目标看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既是最高尺度的人道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就建立这样一种幸福、富裕的新社会的目标而言,它已经受到并将继续受到历史与时代的检验。作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作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具体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却不一定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适应全球融入内地——香港为什么能够保持如此繁荣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一国两制”政策史无先例。香港回归10年,尽管历经多次经济波折和政治纷争,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有目共睹,香港回归10年,与内地的经贸关系得到空前的加强,而且继续维系着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地位;香港经济目前仍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未来发展还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在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本刊分两期约请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数位教授撰写文章,本期刊载其中的四篇,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关于香港未来发展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中国经济特区的时代使命

中国经济特区的基本经验有两条:从现实形态来分析,是选择、引进并坚持了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从深层动力来总结,就是尊重与拓展对人的解放.中国经济特区具有双重新使命:从"改革"的意义上讲,是加快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先锋队;从"发展"的意义上讲,是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早日建成国际性现代化城市,构筑中国区域经济的新版图.国际性现代化城市的根本标志是具有个人权利、自由发展的现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成型的基本制度的确立.将传统的威权政府演进成现代的服务政府,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又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从相当的意义上讲,"把香港请进来",既符合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又能寻找到构建现代城市的简捷路径.     

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

本文作者在今年九月举行的全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曾引起与会者的热烈争论。为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本刊特将其部分内容予以发表。     

新社会主义论

“深化改革”已经被党中央作为坚决贯彻的指导方针之一,要求当作全国人民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但是,到底“深化”什么?“深化”到哪里去?在学术界还是有着相当尖锐的意见分歧。本文就是从深化改革的角度去探讨改革的理论基础。它仅仅作为个人的学术观点与政策主张,以求教于理论界同仁。一、制度特征:由“国家社会主义”转入“国民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列宁曾明确地讲,“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还不知道,它没有定型,也不可能定型。”①而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运行了70年后,邓小平又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②当然,这里的“不定型”、“不清楚”之类的语言,并不是指它的最终目标而是指实现目标的具体道路。于是,产生了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坚持原有的全部意识形态,而     

责任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范畴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全面的社会改革中,发生着一个引人瞩目的经济现象:首先是亿万农民创造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破土而出,在它的启迪下,城市的工业、交通、商业等行业的经济责任制、经营责任制油然而生。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经济形式的责任制已经和正在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一派生机。在这里,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责任制究竟是昙花一现的所谓的“新事物”,还是能够反映客观经济事物的某些普遍本质。如果是后者的话,又怎样才能较精确地抽象出一个科学的经济范畴,这个经济范畴对我国的理论建设和经济发展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本文仅对此做点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