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春秋》及三传散记

《春秋》是古代编年 纪事史书的通称 《庄子天下篇》“《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章太炎说,“经世”就是世纪编年的意思。(《检论·春秋故言》)古代诸侯国的祝宗卜史,向由王家委派。楚有周太史(左哀六年),晋董氏亦以辛有之二子出于成周(左昭十五年)。《周礼春官》有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置专史百二十人,乘轺而出,分趋于邦国,以书善败归而藏之册府。凡御史不到之国,其书不登,所以《宝书》之     

文史研究方法论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纪录,无不丛纳之于史”。中华民族饶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先民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值得批判地继承。我于1934年曾写过一篇《文化综合论》,提出文化之批判的综合论点,即没有批判的综合,是机会主义的综合;没有综合的批判,是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但综合的先行程序是批判。至今,我仍保留这个论点。我们要完成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工作,就要读史。不读史无以见中国历史传统的悠久,不读史无以见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富,不读史无以见先民斗争史迹的光荣,不读史无以见中外文化交流影响的远大。只有深切地了解祖国,才能有助于祖国;只有了然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对人类所做出的贡献,才能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的自豪感。读史,首先要做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论赞里,曾下过按语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史事复杂,要因交织,知人论世,谈何容易!古人议论,常有“正言若反”和“有感斯发”的一面,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而史实的叙述,囿于种种偏见,更多“溢美溢恶之词”。那种或夸饰、或虚构史实、或称美讳恶的笔法,最易迷惑读者。我们应以荀子所说“信信疑疑”的态度来读史书,用袁枚所说“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的精神来对待古人古事。又,阎若璩所谓“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这个求证于书缝中又能鉴别史料的方法,同司马迁所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相合。好学要做到多方面积累知识,掌握材料,深思要通过独立思考,深入事物本质;然后找到内部联系,得出结论,进入“心知其意”的阶段。这是医治学习上容易陷于片面、表而、浅见寡闻的对症良药。因此,我们研究文史,必须打好博学多闻的基础,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古人说:“读书得间”,从无文字无证据处读出作者的用心来,指的就是这层意思。此为开宗明义。现从广义上谈点文史研究方面的一些初步想法:     

略论“入唐八家”及中国高僧对于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历代民间和信使往还,史不绝书.从汉光武封赐倭奴国王印起,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自唐武后改称倭国为日本国,从此这个国号就确定下来. 公元600～614年,约当推古皇朝,日本派遣大型的遣隋史,跟着第三次选派留学生与学问僧,到中国学习佛法和汉学以后,中日邦交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公元630年第一次遣使起,二百六十年间先后共派出十九次(两次未达),这就把两国关系提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对此后发展日本文化,改造国家体制,丰富人民生活方式,都做出划时代的贡献.现在仅从两国僧侣学人长期往来,特别是日本佛教史上艳称的“入唐八家”,即最澄和他的法裔圆仁、圆珍等属于天台宗的三家,以及空海和他的法裔常晓、圆行、慧运、宗睿等属于真言宗的五家的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作一概况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