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我国当前改革中的作用

解放前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长期处于被屈辱的地位,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少志士仁人多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都未能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作用是信而有微、有目共睹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确立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把党的领导象现在那样理解为“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那么,这种党的领导自然会是正确的和有效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传统的党的理论,把党的领导理解为一元化的、全面的和绝对的,如毛泽东所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     

认真研究新时期的新情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全世界进步人士都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我们纪念马克思,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为群众所掌握,发挥出更大的物质力量。同时,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时期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提到新的水平。我们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关于坚持和发展的关系,我们完全同意周扬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提     

试论价值规律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经济中的作用

人民公社的成立使我国农村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生产关系万面,农业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带上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农业合作社时期仍然存在的某些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在消灭中。在分配方面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生产经营方面,人民公社要大力发展生产,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根据国家统一计划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开展多种经营。在政治方面,政社合一使人民公社成为既是基层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组织。党和国家的领导加强了。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精神面貌也正在进一步改变。在现时对于社会经济发     

两次历史性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世界历史的进程,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将一步一步地带来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把共产主义以前的社会称为人类的史前时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类的解放包括三个部分:劳动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前二者指的是消除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后者意味着人的多方面需求和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

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列宁所发现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客观规律。深刻掌握这一规律是正确认识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些什么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它研究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人类社会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应地,政治经济学也分为五个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指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的五个组成部分,有统一的研究对象,形成统一的科学;又以不同阶段的经济关系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形成统一的科学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果不深入地对不同阶段的经济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就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如果只看到各个社会的具体特点,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有不同的研究对象,那么,实际上就是不承认有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曾指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在今天看来,这仍是一个尚待完成的任务.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部分,是尚有待研究的。社会主义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问题讨论中的若干基本概念的认识问题

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規律問題的討論是我國當前經濟學界一件大事。由於廣大的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認真地參加了這次討論,就会使得我國經濟學界的理論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使得我國當前經濟研究中的某些主觀唯心主義的和教條主義的傾向被發現出來並得到清除,同時使得我們更明確地認識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规律,從而在實際工作中更好地利用它、依靠它,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爭取更大的勝利。發現某一社會形態的經濟發展规律不是件容易的事,這要經過研究者的堅苦的     

关于两类社会矛盾问题的座谈

自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自去年整风、反右以来直到目前还在继续进行的反保守、反浪费运动以及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普遍制订红专规划,全国出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科学文化大跃进的新局面,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的理论威力,更为人们所深切体会,两类矛盾问题更加普遍引起广大干部和哲学与社会科学界的兴趣,从而要求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和研究。为此,本刊与上海哲学学会特于2月22日邀请上海市哲学与社会科学界及业务部门和党群机关的工作干部五十余人举行座谈。这次座谈触及到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有精辟的见解,也有尚可商榷的意见,但总起来说,是提出了问题,为今后进一步的专题讨论提供了线索。会议详情,本刊第三期已有报道,兹再将全部记录发表,以飨读者。记录在付排前均送经发言者亲自对文字或论点作了修改订正。     

试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具体分析

马克思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看作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认为所有制问题涉及到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他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斯大林遵循马克思这一指示,概括地指出:“生产关系底状况所回答的是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联络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是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单个的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利用其剥削其他的人,集团和阶级的问题。”当进一步分析生产关系的內容时,斯大     

建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人民公社经济

人民公社是适应我国工农业生产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我国条件下,它不仅是推动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形式,而且是将来全国农村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国经济学家把人民公社经济列为首要的研究对象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