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居斯塔夫·朗松的《龙萨怎样创造？》看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文学史研究性质

比较文学是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的,把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或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辅助性学科,一直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基本立场。法国文学史研究大家居斯塔夫·朗松尽管不在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列,但由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文学史研究性质．以及朗松本人在法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之成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公认的先驱人物。朗松的《龙萨怎样创造？》不仅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一篇经典范例,而且对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文学史研究性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西比较诗学“原型意象”探源

在西方人的语言观念中，明晰性一直被视为对语言的本质规定。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本世纪的英美理想语言学派，始终遵循的是对语言的明晰性的科学主义诉求，体现了西方人对科学理性孜孜以求的西叙福斯情结。与之相对应的是，汉语言十分强调语言及其言说方式的暗示性特征，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轮扁意象充分体现了汉民族语言的诗性智慧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两次转型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论被译介到中国以来,西方文论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并在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两次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世纪中国文论的第一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初,表现形态是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西方文论是重要的外力和理论参照;20世纪中国文论的第二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末,表现形态是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转型,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成为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于“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三个“为什么”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格局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西方社会进入到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后现代社会，当代中国也被纳入到方兴未艾的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杂音，这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理论重视的社会思想现象。特里·伊格尔顿提出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理论命题，对于我们理性地认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质，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觉世与救心: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及其“过渡”性质

清代末年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转折期,而梁启超无疑是这一历史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参与、主导了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在戏曲创作领域,梁启超对清末戏曲的改良工作也有独特的贡献。尽管从创作水准上讲,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并无过高的文学成就,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新旧两个世界转型的时代产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戏曲改良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标举的觉世、救心的戏曲宗旨代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强音,它的新旧交织、中西杂糅的过渡性质,也为中国戏曲(戏剧)的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批评的解剖:王国维与20世纪意境论批评

意境论批评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出现最早、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同时也是20世纪得以最早重塑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现代文学批评。在意境论文学批评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王国维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王国维的意境论文学批评存在着一定的误解,特别是对其意境论文学批评的现代性特征认识不够。有必要以王国维意境论文学批评为个案,对其文学批评的理论重心、批评模式和批评特色进行剖析。     

移动的边界:比较文学的百年学科发展定位

比较文学是20世纪新生的一种跨越民族、语言、国家和文化边界的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一百多年的学科发展史上,“跨越”是比较文学学科扩张的一个显著标签,既包括比较文学发展早期对于语言、民族、国家边界的跨越,也包括其后发展过程中对于文学边界的跨越.与之伴生的是比较文学的“危机”,其核心是如何科学地定位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解决比较文学的危机之道,则是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及发展方向的“转向”,其中两次重大的转向就是从早先的文学史研究转向诗学研究,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由比较文学研究转向比较文化研究.“跨越”一“危机”一“转向”构成了比较文学百年学科发展的中心线索,其揭示的比较文学学科边界的移动性质,在给我们当下判断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激烈论争带来了困难的同时,也无疑为我们理性地看待比较文学未来学科发展走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中西比较诗学的对话危机及诗学话语转型

寻求对话是当代中西比较诗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和主张。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诗学在西方诗学冲击下凸现出的＂现代转型＂使然,另一方面是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于包括中国传统诗学在内的东方文化视野的吸纳所致。当代中西比较诗学对话的危机,不仅体现对于片面地将＂对话＂解释为＂理解与沟通＂的理论解读层面,而且存在于机械地套用西方诗学话语＂阐发＂中国诗学话语的具体实践层面。而破除中西诗学对话危机的出路在于突出对中西诗学话语的语言性分析,通过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的揭示、归纳和总结,为中西诗学深层次的理论对话的展开创造必要的条件。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告别惯常的文化或哲学比较模式,围绕着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这一主轴,坚定地走向中西诗学的语言阐释之途。     

比较诗学的方法论危机——兼对“比较”的历史语义学的追溯

“比较”曾是比较诗学最具代表性的方法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一度过于局限于“比较”的文字内涵,“比较”之于比较诗学的方法论意义曾经备受质疑。随着比较诗学边界的不断扩张,一些学者纷纷提出“跨越”比较诗学的“比较”边界。本文认为,否定“比较”之于比较诗学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比较诗学的学科发展是不利的。本文所从事的对于“比较”的历史语义学的追溯是要表明,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比较”都将是比较诗学的方法论基石。     

洪深论中国现代戏剧的“现代性”

当前人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主要局限于现代小说这类文体上,而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在文体方面存在的多样性的特点。中国现代戏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在很早就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予以关注的,特别是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的洪深曾经系统地从理论上对中国现代戏剧的"现代性"做了分析和总结。在当代学者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时,这一点几乎无人提及。这既不符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实际,也不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有一个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