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清海防奏议

一一八五○年三月,咸丰帝继位登基未久,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派翻译麦华陀(W.H.Medhurst)往天津,送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巴麦尊(H.J.T.Palmerston)致清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耆英的信。五月底,英舰抵达大沽口外,引起了清政府的一场虚惊。六月初,英舰南返,咸丰帝鉴于“从前夷船由海入江,江浙一带屡经失事,追溯前因,能勿早为之计”,令沿海各省督抚,“各就紧要处所,悉心察看,预为筹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员,总须慎选晓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谄懦弱者概应更换。”并特别指出江苏泖湖之漕粮海运、浙江定海之安全等事。     

龚自珍和他的时代

在19世纪上半纪,龚自珍无疑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人士。从其家族的谱系来看,完全是官僚与学者结合的完美产物。祖父龚敬身、父龚丽正皆为进士出身,分别放过云南     

张之洞策反邱菽园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可以知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七年邱菽园与康有为决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的策反。张之洞通过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新加坡领事罗忠尧、两广总督陶模对邱菽园进行了劝说的工作。在张之洞通缉与劝说的两手交并使用下,邱菽园选择了纳金免灾的办法,公开登报与康有为决裂。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张元济

本文考察了张元济对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的若干回忆录,说明其回忆的背景,指出其不准确之处;并引证张元济当时的书信,以说明光绪帝召见之真实情况.从张元济当时的书信中,可以看到诸多内情:光绪帝力图革新的志向、对守旧官员的不满及总理衙门对于变法之不适应.     

康有为与他的《我史》

本文是作者为其新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所作的导论。主要说明:《康南海自编年谱》的本题为《我史》,系康有为在日本所写;从手稿本来看,不存在着光绪二十一年本;由于康有为的独特性格及其在日本的尴尬处境,《我史》的内容多有粉饰之处。     

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著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著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天朝崩溃的反思

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当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卖国?当时中国的正确之途,究竟是彻底地改弦更张,还是只需重用林则徐等力主抵抗的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