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改革时期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我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是经济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本文通过纵横比较,统计分析,阐述了近十二年来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基本趋势,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探索了引起通贷膨胀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了控制通贷膨胀的对策。     

警惕公共服务“贵族化”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任内最后几年力推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在这个时代里,只有公共财政得到有效改革,才能缩短到达公平正义的距离。目前,在同一个城市里,农民工子弟小学资金严重短缺,教室里暖气不足：与此同时,设施配备“超标”的学校比比皆是。近年来,媒体频频曝出“天价幼儿园”、“豪华病房”、“奢华校门”事件。     

价格学家——胡昌暖

胡昌暖(1930～1992),浙江省永康县人。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价格学教研室主任、系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院校物价教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价格学会副会长、纺织工业部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1992年5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观点及其形成过程如何认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地位和命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更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     

“服务化悖论”还是问题吗？

部分学者认为增加服务性投入会提高制造业企业的运营成本、恶化企业绩效,出现所谓“服务化悖论”问题,遏制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的意愿。对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投入产出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上市企业中也存在“服务化悖论”。但是引入互联网技术变量后,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反而可以改善其财务绩效,“服务化悖论”问题也随之消失。一个稳健的解释是,互联网经济可能打破了当前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悖论”的内在机制,通过人力资源结构优化效应改善了制造业企业扩大服务投入后的财务困境,这为政府实施服务型制造、数字化战略等产业政策,培育经济贸易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论各种经济成分企业的平等竞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充分利用竞争机制。而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需要具备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条件。我国目前不同经济成分企业的竞争条件是不平等的,也是不规范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应当加快改革步伐,从各方面改善竞争条件,使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     

中国通胀预期管理的实践与效应

基于异质预期理论，将经济主体分为公众、专业机构和中央银行3类。然后测算了我国2005年至2015年三类经济主体之间以及经济主体内部的通胀预期异质性，并对我国通胀预期管理实践的效应进行了分析。整体而言，预期管理的实践确实缩小了经济主体间的通胀预期异质性，同时预期异质性也受到宏观经济和实际物价水平变动情况的影响。因此，在宏观经济和物价水平发生较大波动的时期，央行更应该加强预期管理，避免经济主体间预期异质性程度的进一步加大，同时还要注重疏导专业机构预期向公众预期的传导路径。     

出口制造业服务化与实际工资水平

信息化、服务化是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综合利用一系列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在影响微观企业实际工资水平中的作用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服务化过程中带来的集约效应与扩展效应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的实际工资水平;（2）服务化短时间内可以通过提升生产率、降低产品价格（加成率）的方式强化出口企业“薄利多销”的优势,进而提升实际工资水平,但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却不明显;（3）不同领域的服务投入对企业工资水平所带来的影响差异很大,其影响力度由高到低排序为分销、交通、金融、信息。     

价格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应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确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方向。经过12年改革已初步形成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三种价格形式并存的格局,今后应在补充完善的基础上,继续减少国家对价格的干预,稳步扩大市场调节价格的范围。二是进一步改善改革的环境,在保持总供求基本,平衡的前提下推进改革。三是价格体制改革与体格体系调整同时兼顾。今后应在价格改革中侧重于有计划地调整基础产品的价格,当前要把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作为深化改革的重点。     

预算制度：理论逻辑、改革实践及优化路径

预算制度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对重塑公共治理结构具有重大意义。预算制度通过对预算过程的控制，达到改善预算结果的目的。在我国预算制度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权力结构”“权力运行”和“权力监督”三种改革实践模式，在预算制度的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此同时，还面临预算权力形式化与碎片化并存、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缺乏有效融合以及社会监督效果有限等现实问题。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重塑人大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加强财政部门的统筹管理功能，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的全面性和透明度等，从而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支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