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的结构问题

在文学史的体例布局上,各种古代或现代文学史通常以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为结构主线,但近二十年的七十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在重读历史语境时,却主要突出题材、思潮、论争和现象,而不是以作家、作品为章节题目。这或者是因为价值观念系统混乱和文学史书写距离太近导致当代文学正典化的困难,又或者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生产环境的主要创造物,首先是现象思潮而非作家作品。本文试图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体制、80年代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冲突之互动关系,以及近二十年来文学史写作者及当代文学评论者的学术背景变化等三个方面,来讨论当代文学史的这种重现象思潮轻作家文本的结构方式。     

鲁迅与郁达夫的友谊及其它

这两位作家的关系,在现代文学史上相当引人注目。众所周知,鲁迅对创造社的作家,历来颇有看法,然而对于郁达夫,却有些例外;郁达夫也是个自视甚高的作家,平生绝少公开称道同时代的文人,惟独对于鲁迅,却特别推崇,见诸于文字,亦毫不掩饰其钦佩之情。两位作家在气质、性格、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上很不相同,其艺术倾向、文学风格和表现特色迥然相异,各成一家。然而,他们自相识之日起,一直交往频繁,情谊甚笃。对此,人们不免感     

社会政治观与艺术创作——郁达夫新论之五

以艺术家著称于世的郁达夫,一生还写过大量的、不容忽视的政论。他在各个时期(尤其是早期)的政论中,分析时事,抨击黑暗,正面表明自己的社会政治态度。他感叹那“多数的民众,现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诅咒他“所处的社会,真是一个如何狭小、险恶、无情的社会!”他将批判的笔锋直指“新旧的军阀和附属在这些军阀之下的买办、官僚、走狗、龟兔之类”,并向整个制度提出责难:“一本马克思的传记,还不敢公开发卖的中华民国,究竟是什么政体?”在重大政治事件面前,郁达夫总是及时表明立场:“四·一二”当天,他便痛斥蒋介石为“可恨的右派”;“九·一八”以后,他也在抗议声明上签名;早在1923年,他就在文坛上提出了“阶级斗争”的概念;晚年在新加坡,他更是以笔当枪,投身于抗战;……考察达夫的生平表现,可以证实他的种种政治言论并不完全是偶然的热情冲动。尽管他的许多主张并未真正付诸实践,尽管他在诸如“民族劣根性”、革命策略等问题上的见解,有失于偏颇甚至流于谬误,但总体而论,他在政论中所表现的社会政治观,是明显“左倾”的,有时甚至是相当激进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小说与“香港意识”

在 2 0世纪 90年代的香港小说中 ,经常出现“此地他乡”与“失却城市”的主题 :可能是漂流异国怀念故乡 ,可能是感慨眼前的城市面目全非 ,或者是新旧移民在安居乐业中透露对城市的陌生感 ,更对现代都市形态(噪音、建筑、生活方式 )感到疏离。文章将具体分析以上几种“他乡”与“失城”故事类型 ,试图探讨这些小说创作与所谓“香港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批评围困下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兼论作品的多层次意蕴和多层次评论

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张贤亮是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他的作品已构成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文学现象。 本文不想考察读者们对张贤亮创作的不同鉴赏不同反响谁对谁错是否深刻或迷误,也无意判断批评家们对张贤亮创作的不同意见不同评判孰是孰非是否“过高”或“偏低”。我关心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因为张贤亮作品本身重要,才引起复杂的社会反响并导致批评界争鸣呢?还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