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视域下森林资源保护红线管制立法

森林资源是维持大气中碳平衡的重要杠杆。森林资源保护红线既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障人民基本生态需求的森林资源保有量的最低数量界限,也是保障森林资源发挥减缓气候变化作用的数量底线。我国《森林法》应当确立森林资源保护红线理念,将森林资源保护红线纳入各级政府工作考核指标,创新土地规划制度,走出“林地”概念的怪圈,健全碳汇林业制度体系,以确保森林资源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作用。     

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集体林规模化经营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创新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一方面在政策层面落实了农民对集体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以及林木所有权,另一方面在森林经营层面导致了集体林地的高度碎片化。在建设现代林业和生态文明的新形势下,通过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将产权分散的集体林地组合为森林经营利益共同体,从而实现集体林地的规模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从林业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实际需要来看,我国《森林法》应当将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建设纳入《森林法》的制度框架,确立集体林森林经营补助专项资金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发挥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在组织规模化森林经营上的优势,推动集体林走上规模化经营的道路。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在林业行政处罚中的实践与完善

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自我约束的内部规则,能够有效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将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引入林业行政处罚,有助于统一林业行政处罚的裁量尺度,提高林业行政执法水平。近年来制定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地方实践,为我国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由于制定主体过多、设定标准随意等原因,导致各地裁量基准在涵盖范围、类型划分、违法事实格次、处罚幅度标准、基本原则表述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应当明确区分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和具体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全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设定标准,然后由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据此制定具体的地方裁量基准,以完善我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完善我国生态效益补偿的建议

生态效益补偿是指为了恢复、维护或增强环境资源的生态功能,由国家、社会或其他组织对破坏生态功能的自然资源特定开发利用者收缴税费或对维护和增强生态功能的贡献者特别牺牲者给予经济或其他形式回报和弥补的法律行为.我国目前的生态效益补偿在理论研究上还存在不少争议,没有形成较为权威的理论和观点.我们需要从法律结构和内容上对我国生态效益补偿进行完善.     

生态旅游立法刍议

近年来我国生态旅游业发展迅速,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现行生态旅游立法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合理、行业准入制度不严格、生态资源权利义务关系不清楚等诸多问题。应当完善生态旅游立法,改进生态旅游管理制度,建立行业准入和游客流量管理制度,提升环境教育水平,理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依法促进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生态损害社会化救济的实现方式探索

生态损害在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完整的生态损害不仅包括通过环境对某些权利主体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害，还包括生态环境本身遭受到的损害。生态损害依靠传统的民事侵权赔偿手段已经不能充分予以救济，必须综合采用环境责任保险、生态损害填补基金和财务保证等社会化救济方式进行有效赔偿和修复。     

企业防范核事故风险的法律责任分析——以日本“福岛核事故”为视角

核能的开发利用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潜在的风险。对于核能产生的各种风险,政府、企业、国际组织和公众都有防范的责任。从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和发展情况来看,核企业在预防和应对核能风险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企业防范核事故风险责任的适用原则和构成进行规范是我们尽量避免和减少核事故风险发生的有效手段。     

林业物权制度解析

林业物权是权利人对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享有的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以及与森林、林木、林地有关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森林法>是构建我国林业物权制度体系的主要法律依据.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利益博弈及其法律调整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关系到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政府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重要体现。但现实中拆迁时各方的利益博弈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被拆迁人利益经常受到侵害。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重构我国房屋拆迁制度的立法理念;厘清政府在房屋拆迁中的职能定位,退出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同时需要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控制政府权利的滥用以及加强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