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太湖地区的水利与水学

从10世纪到11世纪,太湖以东地区农业开发加快,交通拓展,水环境迅速变化。由于宋廷以漕运和围垦利益为要,综合治水工程难以实施。水利学说在官方治水事业推动下得到发展。一部分有识官员和水利学家托古改制,塑造并推崇吴越国高低兼治的塘浦大圩农田水利格局,试图走出困境。11世纪中叶,圩田开发开始关乎地方官员的考成,水利学说再次兴起。     

治与不治:16世纪江南水利的机制困境及其调适

太湖流域水环境的特质导致了长期以来水土变迁与围垦利益相互关联,明初建立的农村社会秩序将基层水利维护与赋役编制紧密挂钩,对地方水利的运作影响深远。在嘉靖均粮改革之后,江南水利危机凸显,高乡地区出现了水网密度下降,主要依靠东西向干河泄水的局面。面对水利新形势,州县政府采取了"强干堰支"的策略,用公帑专浚干河,借助市镇的财力维护市镇通渠、民运要道,除此之外,不究水利。官方的财政机制、州县间的行政机制、市镇聚落发展中的权力机制以及棉作等经济格局变迁中的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是16世纪江南治水徘徊不前的深刻症结。     

近代广东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利益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公路建设,构建了贯通全省的公路交通网络。官方通过订立相应法规和出让公路营运专利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组织筑路公司或筑路委员会负责公路建设,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928—1934年番从路的建设过程中,因公路修筑与通车营运专利密切相关,沙和筑路公司和禺北筑路委员会围绕公路路线展开争议,从而改变了原先的路线设计。与此同时,由于筑路权包括公路沿线的征工、征地之权,公路沿线部分地方民众也与禺北筑路委员会争夺筑路权。番从路通车后,由于全路三个路段各自为政,各路段管理结构也在营运上展开利益的博弈。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其过程中各方利益的角力,反映了近代中国公路建设的复杂面相。     

16世纪太湖流域的水利与政区

水利是地方水道治理的实质要旨,政区是地方行政权限的空间表达。15至16世纪,太湖流域水环境发生了整体变化,经济地理格局亦有变迁,州县之间在田赋和水利等政事上有不合拍之处。随着地方财政货币化改革和相关赋役调整的加快,水利统筹出现契机,政区调整最终实现。太仓州和青浦县区划地位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太湖流域政治地理格局趋于稳定。政区间财政、行政体制的改善和有效磨合,对于流域的统筹治理和发展至为关键。     

14-18世纪浙南的海疆经略、海岛社会与闽粤移民——以乐清湾为中心

从宋元到明清,王朝海疆经略的转变对东南中国海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长期活跃于浙闽海域的闽粤之人,在官方厉行海禁之时成为无籍之徒.明代中后期,浙南海域的闽粤势力愈加壮大,在清初迁界之后,早已在明初弃守的海岛与沿海一并被列入展复范围.面对土地及人居的既有权力格局,地方政府在海岛招垦中逐渐采取了宽松的户籍认定政策,民间也通过谱系建构等文化手段,与官方的户籍和认垦政策相适应,闽粤移民的入垦权得到承认,温台垦户亦通过缔约合股的方式入岛开垦,结成各种社会组织,在长期的交融互动中,海岛社区形成了差异参差的风俗与方言景观.籍贯和身份作为同一历史过程中的现象或策略、记忆或传统,通过互相建构呈现为文化空间差异的表象,而海岛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化界限,却随着聚落发展和人群交往而趋于淡化.     

11世纪太湖地区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

唐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开发总体上呈现出从西部丘陵向太湖以东平原转移的趋势,其中太湖以东平原的高地与低地又呈现出不同的开发节奏.从10到11世纪,高、低地农垦加快,交通拓展,水利则逐渐失序.水利学说在官方治水事业推动下得到发展,一部分有识官员和水利学家托古改制,塑造并推崇吴越国高低兼治的塘浦大圩农田水利格局.     

海外移民与近代汕头城市的发展及空间转变——基于HGIS的考察

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华南地区开埠城市的发展和空间形塑过程因深受海外移民的影响而呈现丰富的面相和地域特质。汕头于1860年开埠以后，成为韩江中下游地区移民出洋的重要口岸。通过对汕头口岸人员往来的分析，可以看到韩江流域地区和汕头与海外各地紧密而不同的联系，其中尤以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等地区和国家较为密切。海外移民及其跨国资本，充分利用汕头与香港、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和汇兑关系，在汕头地方货币政策改变和城市建设期间推动了汕头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变迁。将侨房产权和城市地籍图等资料结合GIS技术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华侨房地产以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和香港同胞的投资占大多数，其业主华侨、归侨、侨眷的身份反映了投资形式的多样化。这些华侨房地产主要分布在商业核心区，在汕头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过程很大程度形塑了汕头的都市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