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旧中国租界数量等问题的一些研究

鸦片战争后,列强究竟在中国开辟多少租界,这在清代并无明确的统计。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研究界租的著作都开列了租界的名单。然而,它们所列的名单颇不一致。例如《租界与中国》、《租界问题》、《租界问题的研究》等3种著作就分别认为旧中国有36个专管租界、2个公共租界、29个专管租界、3个公共租界以及28个专管租界、2个公共租界。直到最近,旧中国租界的数量仍是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难题。     

关于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订立

签订于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是有史以来中葡两国批准互换的第一个条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清政府允准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此时,曾经称霸远东的葡萄牙殖民帝国早已衰落不堪,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无法对清政府施加压力。然而,正处于所谓“同光中兴”时期的清政府却主动签署这一不平等条约,一度还自以为得计。因此,这一条约的内容及其订立的原因等都是值得探讨的。一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的近三百年间,尽管在欧洲本土以及在果阿等地葡萄牙人经常宣称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则明瞭自己所处的地位。1777年,代理总督的澳门主教基马拉士在给议事局的报告中指出:“葡萄牙人承中国皇帝的恩惠,通过支付地租,才得到在澳门暂时居留等利益。”在这种情势下,葡萄牙人审时度势,从未向中国政府提出过订立条约,以确定他们在澳门地位的要求。以“天朝”自居,一直在澳门充分行     

葡萄牙人如何进入澳门问题辨正

对于葡萄牙人如何进入澳门的问题,在中国国内似乎已有共识,即１５５３年（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藉口“借地晾晒”贡物从而混入澳门。我在《澳门四百年》和《澳门四百年》英文版中虽未认同此说,但也认为,此说出自中文史料的记载①。近年来,经一再查核原始资料,发现此说根本没有史料依据,因而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目前,认同“借地晾晒”贡物说的人们都以刻印于明代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的《广东通志》卷六十九“澳门”条为依据。然而,在查阅万历《广东通志》卷六十九后,可以看到该书的纂修者郭等人并未认为“借地晾晒”贡物…     

论中国的盛世

本文认为,历朝的第二代君主是一个朝代能否出现盛世直至兴衰的关键,随后的两三代君主必须都是或大多是贤明的君主,才能真正铸就盛世;绝对的太平盛世从不存在.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只出现过4次后世公认的盛世;有些繁荣的年代未被当时和后世称为盛世,是因为那些君主有民众憎恶的"惭德".今日的中国已基本符合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盛世标准.由于以往导致国家无法长盛不衰的因素在今日或是不复存在,或是可被逐步解决,因此,中国应该能长期兴盛,并可能在21世纪形成逾越历代盛世的最辉煌的盛世.     

论中国古代家族法的执行

家法族规,也可称之为家族法,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个以往无人深入研究的学术空白。在种类繁多的家法族规中,各宗族除了规定家族法的立法方式、惩罚重点,以及罚跪、笞责、活埋、沉潭等惩罚办法外,也对如何鸣告、裁断、执罚等执行家族法的各个环节作了不少具体规定。     

孙中山和《镜海丛报》

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除少数澳门知识界人士外,中国的学术界尚不知在19世纪末的澳门出现过一份《镜海丛报》。由于这一刊物与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早期活动有密切关系,该刊物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一《镜海丛报》创刊于1893年7月18日,起初是每星期二,后改为星期三出版的周刊。该丛报分为每号4页的葡文版和每号6页的中文版,二者的内容有较大的差异。葡文版的刊名为ＥＣＨＯＭＡＣＡＥＮＳＥ,直译为《澳门回声报》,不过,直到1894年,这一葡文刊名下一直有中文“镜海丛报”四字,以显示两种版本的特殊联系。中文版终刊于1895年…     

将日本侵略者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的不锈钢钉--评《从广州透视战争》

在葡萄牙外交部的外交 历史档案馆中 ,收藏有曾任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的莫嘉度(ＶａｓｃｏＭａｒｔｕｂｓＭｏｒｇａｄｏ)撰写于 1 938年 2月至 1 939年 5月的报告。报告记载的情况或出自莫嘉度的亲眼目睹 ,或得自葡萄牙领事馆成员等可靠的渠道。对于并非目击的信息 ,他还作过严格的筛选 ,只有他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内容才写入报告。 1 998年 ,东方葡萄牙学会以《从广州透视战争》为书名 ,出版了这批政治报告的葡文原文。不久前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翻阅莫嘉度的报告 ,耳旁仿佛响起日本飞机俯冲时的呼啸和炸弹爆炸的巨响 …     

重评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澳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之一。不过,因当地长期由葡人聚居,后来又受葡国统治,近世的中国人士在评述澳门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时往往瞻前顾后,致使澳门在中国史册上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如今,澳门行将回归祖国。在这样的时刻,对澳门辉煌的昔日,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作出恰当的评价,当是迎接它回归祖国的一束芬芳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