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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以往,注《论语》的各家几乎都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解释为孔子要复兴西周之道。例如何晏《论语集解》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韩昌黎《论语笔解》释:“能复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礼”;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哩!”“四人帮”更把这句话奉为至宝,解释为“孔子要让周朝的奴隶制度在东方复兴”。我认为,这是对孔子本意的严重曲解。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把孔子所说的“如有用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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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卓君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1)
开创儒家之道者是孔子,建立儒家一尊之局者是董仲舒。董仲舒的学问来源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毕生的主要精力也都放在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上。但是,经过董仲舒的研究,春秋公羊学的发展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董仲舒根据当时汉武帝时代的专制政治的需要,在孔子思想的招牌下偷偷地放进了新的内容,特别是董仲舒利用了春秋公羊学中解释经义的灵活性,把春秋经中有关天变災異的记截与人事祸福密切地联系起来,加以系统的大量的穿凿附会,这样就使先秦的比较朴素的儒家学说披上了一层澧厚的宗教色彩,儒家实质上已变成了儒教。因此,孔子是孔子,董仲舒是董仲舒,他们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却更有迥然不同的区别。从孔子到董仲舒,是从儒家到儒教的过程,而完成这个转变过程的桥梁,就是董仲舒的“天人之际”思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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