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赤都”莫斯科的《新青年》阅读场之构建

《新青年》多达千余人的留学苏联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学员由于倾向于革命政治教育，无疑是最为特殊的《新青年》阅读群体。旅莫群体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习，是能够在理论上而非政治实际上对《新青年》进行批判、辩论等价值重估的。从阅读角度来看，《新青年》是该群体出国前思想启蒙的阅读文本，也是在苏联时期国内政治信息交流的阅读文本，更是其归国后重新审视国内政治的文本，因此显得异常重要。留苏群体所构建出来的《新青年》阅读场域无疑有别于国内，以留苏所接受的“先进”理论的审视多于国内阅读的政治引导。从该群体对《新青年》的阅读、接受、批驳等舆论，也可以观察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政治互动。     

五四时期毛泽东与长沙周南女校

五四时期毛泽东与长沙周南女校的合作主要表现在：在新民学会活动中与周南诸会员的革命会谊、私交;长沙五四学生运动中对周南的支持和领导;赵五贞事件中推动周南学生号召女界解放等方面。在这些活动中,毛泽东起了关键的作用,周南的进步活动也极大地配合了毛泽东对长沙学生运动的领导。     

清初台湾“土番”屯垦河南邓州考述———兼论小聚落移民民俗之变迁

海峡两岸间的移民主要是"唐山过海"式,而清初以来屯垦河南邓州的台湾原住民却是反向的移民方式。他们如何从台湾到福建沿海、再从福建到河南内地、在邓州屯垦的生活状态以及风俗遗留等,都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以及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他们风俗衍变的研究,可以作为个案来探讨小聚落族群风俗变迁的普遍性。作为中原地区小聚落的移民族群,其后裔所追忆或保留下来的室内葬、连名制、祭灶、追述族源地、亲属称谓等特殊风俗,显示出其风俗解构的变迁状态,特别是受与之一起屯垦邓州的"闽营"以及邓州风俗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闽营化、在地化。     

方言、宗教传播与文字革新——近代基督教会闽方言罗马字运动研究

福建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较早进入的地区之一。在其传教中，面对福建方言繁多的问题，他们以罗马字母来模拟地方腔发音，编创了数十种闽方言罗马字母字，通过编印出版书报、组织罗马字运动等，使闽方言罗马字普及为地方教会识字运动的主要文字。但是罗马字本身所蕴涵的西方文化背景以及地方腔等特点，在该文字的普及过程中对各地教会和福建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既有接受者与汉文字隔绝的消极作用，也有启蒙文字改革、社会教育的积极作用。     

商业、新思潮与政治——《新青年》广告编辑实务三嬗

以历史演变来看,《新青年》呈现出多重奏、多面相的历史态,其中所刊广告的编辑也存在着嬗变,并表现出独特的路向。《新青年》的广告编辑大致分为群益时代的商业平台广告时期、“同仁”杂志广告与政党倾向并存时期、完全政党化的“同志”广告时期三个阶段。在广告编辑的形式上,群益时代形成的北京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二元结构,发行部掌控着广告权;“同仁”杂志广告时期《新青年》也分编辑部和发行部,但都在上海,编辑部负责广告;“同志”杂志时期,编辑部则承担着编辑广告权。从《新青年》的广告编辑实务中,可以索隐其背后的商业关系、文化互动和政治宣传等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