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超战略的起源：殖民、制度与威权体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别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说”和“国际价格波动说”。一个经济体的被殖民历史以及独立后的威权体制才是决定赶超战略实施的主要原因，其中威权体制具有决定作用。一方面，公共资源由少数政治精英掌握提高了赶超战略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威权体制下的官员激励机制难以确保经济信息的有效传达，这进一步造成了赶超战略的持续。实证研究发现，政治体制的威权程度越高，则该经济体推行赶超战略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在拥有殖民经历的经济体样本中，该效应更为明显。     

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于2009年开始大幅推动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以升促建”成为国家级高新区的主要设立方式，这标志着我国开发区从数量扩张迈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以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6-2015年城市层面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增量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能显著提升其所在城市的创新水平，且对具有创新比较优势城市的创新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提升效应主要由城市企业的税负下降(“政策效应”)、产业集聚度上升(“集聚效应”)和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创业效应”)来实现，而不是城市内部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选择效应”)的结果。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能够助力城市产生高水平集聚、促进高质量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为我国推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依据。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从“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

资源型城市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转型难题,如何将“资源诅咒”变成“资源祝福”渐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话题。文章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论述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的原因以及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逻辑,在系统介绍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模型(GIFF)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以大同市作为典型案例来阐述该框架的应用以及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提出以“有为政府”干预引导资金和资源向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非资源型产业倾斜,并消除限制产业发展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进而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出一个由“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的正确思路。     

中国省域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运用条件核密度估计、拉格朗日乘数综合赋权法等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指数大多数处在0.3～0.7之间,但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西部地区发展较落后的分布态势依旧存在,大部分省份存在明显的发展短板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从时间维度来看,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指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也有少部分省份呈现“U”形、倒“U”形甚至下降的趋势。从空间差异来看,我国各省份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指数存在较大差异,呈现出东部地区得分最高、中部地区得分较低、西部地区得分最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差距在逐步缩小。从各维度发展水平来看,随着包容性发展指数的提升,各省份在产业、开放、创新、包容性和环境等5个维度的得分也显著提高,但各省份在每个维度具有显著的差异且优劣势各不相同,同时各省份各系统耦合协调程度绝大部分位于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阶段,但也存在部分省份位于轻中度失调阶段。为提高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水平,各省份应充分利用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适宜的发展战略,积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补齐短板推...     

企业家精神、产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建立一个内嵌企业家精神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说，利用2003—2017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产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发现：企业家创新精神或创业精神在全国总体层面抑或分地区层面上对经济增长起正向促进作用；寻租活动在总体层面或在分地区层面上皆显著抑制了经济增长；中国市场营商环境建设尚不够完善，在总体层面抑制了产业技术创新。本文不仅为中国动态产业技术创新进程中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机制，还为市场化程度改善和促进产业技术创新等方面提供了新的理论诠释。     

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而社会保障又与财政制度安排息息相关。其中,财政分权是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已有文献并未形成统一共识。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构建理论框架分析后发现: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及方向,而这两种效应又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现阶段我国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减弱。随后,基于1998—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经过内生性、动态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考虑产业分工造成的差异:产业上游省份受到中央转移支付的冲击,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负面影响较小;产业下游省份结果与全样本回归一致;“三省一市”处于中高收入过渡阶段,负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地,考虑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有负面影响,而东部地区由于收入水平较高,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要坚持推进财政改革,提高财政分权度;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适当加大“民生”指标的考核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