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中的他者化华人形象与自塑形象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既从19世纪美国社会的群体层面和克里斯的个体层面展示了西方话语中的他者化华人形象,又从扶桑代表的阴性和大勇代表的阳性两个方面全面构建出民族的自塑形象,以两种形象的并置实现了后者对前者的解构.严歌苓试图通过反转东/西、弱/强的既定模式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形成对抗,却因为仍然沿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文本中对东方主义的抵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效.     

行政法纠纷中调解的出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验

德、法、英三国法院都在考虑用调解解决行政法纠纷,但各国的调解方式有不同特征.原因也不同,各国也都有不同的经验和教训,调解在行政法领域的应用或许正标志着行政法的新发展.     

约翰·厄普代克20世纪60年代小说中人物的身份认同分析

约翰·厄普代克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农庄》《夫妇们》和《兔子归来》集中反映了美国60年代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矛盾,小说中人物国家、种族、性别、宗教等身份认同的变化踪迹,揭示了作者对这种变化的态度和立场。     

均衡：加缪哲学的起点与归宿

无论是在前期还是后期 ,加缪哲学始终渗透着均衡的思想 ,“均衡”构成其起点与归宿。这种均衡思想的形成 ,一方面源自于古希腊文化对他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是他对具体社会现实深刻反思的结果     

难以挥去的死亡阴影——基督教罪感意识影响下的张资平恋爱小说

张资平为自己恋爱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全部设置了悲惨的命运与结局,他们要么身患疾病,要么走向死亡,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原因是张资平思想中的人本主义、自然主义恋爱观与基督教的罪感意识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他对自己的人物采取了既放纵又控制的隐晦态度。     

20世纪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心态

在“关于‘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中 ,黄子平、陈平原与钱理群认为 ,2 0世纪中国文学担负着过重的历史责任 ,在整体上认识价值大于审美价值 ,并把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特定的历史条件 ,对作为创作主体的 2 0世纪中国作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却只字未提。这种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外部历史条件的作法给人一种错觉 ,似乎 2 0世纪中国作家是完全无辜的 ,从而回避了对创作主体的反思与批判。实际上 ,2 0世纪的中国文学之所以在整体上认识价值大于审美价值 ,作为创作主体的中国作家应当负主要责任。在整整一个世纪的精神历程中 ,他们不断地对国民性与自我进行改造 ,但实施这种改造背后的文化心态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尽管他们在作品中采用了新的题材、新的内容、新的形式甚至是新的观念 ,他们的创作心态却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局限之中 ,延续着传统士人的理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