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制发展阶段研判及现阶段发展路径展望

通过具体剖析和考察要素条件、需求状况、管理机制设计、相关及配套制度等四项主要决定因素,对大学生村官制的发展轨迹进行了研究,认为大学生村官制的发展要经历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价值驱动阶段。在对各个阶段特征的把握以及对现阶段发展状态评断的基础上,得出我国大学生村官制仍处于要素驱动阶段的结论,并指出针对此阶段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可以通过高校、政府和村官三个主体维度的建设和完善,提升大学生村官的发展力。     

武陵山区农村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基于2014年湘西7.15特大暴雨洪灾的考察

武陵山区新一轮扶贫开发面临很多掣肘因素,灾害问题是为其一.尤其是作为主要承灾体的广大农村地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更是亟待破解的难题.以湘西7.15暴雨洪灾为个案,对其灾情灾况进行实录,进而考察武陵山区暴雨洪灾的历史变迁,发现这一灾种其实由来已久,并逐步呈现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尽管该地区具有长时段应对灾害的切身经历以及技术、经验的累积,但在防灾意识、减灾运作、灾害救助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基于此,分别从防、减、救三个环节为武陵山区农村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和改进方案.     

历史时期西南民族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和发展态势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西南民族地区长期以来亦饱受自然灾害困扰。通过史料的整理和分析发现,旱灾、洪涝、冰雹、大风、冰雪冻害等为西南民族地区排位前列的主要灾害类型,并且历史时期其发生频次呈现逐年加快的发展态势,各主要灾种在云南、四川、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广泛分布,其中云南为灾害最重区域,而贵州相对最轻。现代科学技术支撑下的防灾减灾体系并没有扭转灾害愈演愈烈的演变趋势,是故在新一轮扶贫开发进程中,必须寻找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应对方案。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从《农政全书 ·甘薯疏》看块茎作物的种植与加工 —— 兼论传统农学知识的当代价值

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 甘薯疏》是目前研究块茎作物甘薯种植的重要史料.《甘薯疏》从甘薯品种的引进推广 、田间管理 、选种储存 、加工食用等进行了全面论述.通过对甘薯的传统种植与加工方式的分析论述,并与现代的生产 、加工方式进行对接,探讨传统农学知识中蕴含的技术方法对当下块茎作物马铃薯种植及加工的借鉴价值,从中寻找为当下马铃薯"主粮化"背景下大规模种植 、"全粉化"加工有借鉴的传统农学知识.     

唐代的灾荒与人口流迁

历史时期的灾荒与人口流迁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任何忽视这一点的相关研究都不足以完整把握古代人口流迁的状况。唐代的自然灾害具有频次高、灾种多、波及广的特点,并且常常引发民生危机。由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盘剥和压榨,小农家庭承灾能力十分脆弱,政府的救助也只是杯水车薪,加之吏治腐败造成的“人祸”进一步放大了灾害的破坏性,灾民往往走上破产流亡的道路。唐中叶以后,战乱割据、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等严重削弱了民众的防灾抗灾能力,越是唐后期灾荒越是严重,人口流迁的规模也愈演愈烈。灾荒对唐代的人口流迁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并且在其发展     

藏族传统生计与黄河源区生态安全——基于青海省玛多县的考察

近年来,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冲击了黄河源区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引发了该地区一系列的生态灾变。本文以黄河源区第一县——青海省玛多县为个案,采用生态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视角,对其生态环境和藏族居民的传统生计进行了考察,指出藏族传统生计能够有效规避当地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实现了生态环境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的兼容。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源区的生态安全问题,应当重视藏族传统生计的保护、发掘和利用。     

共生与变异:唐代国家和均田小农的关系演进

国家和均田小农的互动和博弈是贯穿整个唐代前期社会的一条主线.均田小农与国家政权相伴共生,并在其精心培育下迅速崛起,成为大唐帝国赖以发展和勃兴的依靠力量.由于均田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存在巨大落差,导致农户生计处于一个低水平状态,也就决定了很难将其固化在土地上.唐王朝与均田小农的蜜月期并未维系多久就发生了变异,迫于生计的均田小农大量破产逃亡,尽管国家不断通过大规模"检括"行动表达维护既有制度体系的强烈愿望,但均田制的瓦解已呈不可遏制之势.两税法的颁行正式宣告均田小农阶层的解体,国家也以之为起点开始了新的乡村治理方式的探索.     

历史时期中西农业技术比较研究——基于两种模式的探讨

农业技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方法和手段,并且为农业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的发展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资源禀赋状况的差异,历史时期中西方农业技术发展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逐渐形成了以“节约土地”为核心的精耕细作的发展模式,欧洲则产生了以“节约劳动”为特点的农牧并举的发展模式。前者的高度拓展在取得阶段性开发成果的同时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后者由于发展水平的制约并没有取得像前者一样的开发成就,但却弱化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农业技术模式的路径依赖,是阻碍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欧洲则突破了技术发展的桎梏,发生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