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高校文科研究所的学术成绩述论简

民国研究人才的培养,最早以清华国学院为代表,开创了本土研究型人才培养的先河。后来中央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两者皆未形成制度性、普及性的研究模式。民国后期,在国民政府和精英学人的倡议之下,高校文科研究所得以普遍创设,逐渐形成了史语所与高校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并驾齐驱的局面,使得史学专业研究人才的培养模式,实现了由西洋化到本土化转变,更为今日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益借鉴。     

疑古学人孙次舟

民国学人孙次舟,早年即负才学,师从顾颉刚,信守“疑古”,且终生未弃,乃战时“屈原是弄臣”之争的挑起者;然其高傲不群、苛责自负的性格,为批评而批评的极端疑古之论,皆不免为时所讥,且不为主流学界所认同,终究注定了一代史家的落寞命运。     

抗战时期史料文献征集编纂活动述要

抗战前后,国民党官方色彩的史学编纂活动相继展开,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战事史料征集会和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等史学编纂机构纷纷成立,其史料搜集力度之大、史家参与之众、后世影响之深,皆成为民国学术的重要特色。其反映了国民政府保存文献史料的不懈努力,亦是在抗战建国宗旨下激励民族抗战、重塑国民意识的一种手段。然而,受时局跌宕、资金短缺、机构本身效率低下等因素的掣肘,相关史料编纂工作不免事倍功半;然其存留史料之功,实应值得珍视。     

何以自处:北平留守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境遇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大部分知识分子避乱南下,但也有人选择了艰苦备尝的留守.在民族大义与自身生存的双重压力下,这一留守群体在出处去就上的犹豫和徘徊、个人情感上的愤懑与自谴、交际方式上的谨慎与敏感、生存著述上的困窘与抵抗,皆呈现出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场景.作为留守者,特别是被视为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他们似乎又遭受了比普通民众更为严格的道德评判.战后,这一群体甘于沉默的心态和不被理解的苦痛使他们对这段经历多避而不谈.     

抗战时期的史家南迁与留守

抗日战争开始后,部分史家选择南迁,除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驱策外,亦与自身对所处学术机构的依赖、对名节保全的担心、对政治迫害的不安等因素有关.部分史家则因资金短缺、老、病、家庭拖累以及对所处学术环境的依恋,而选择留守.对此问题加以辨析,可使得我们对战时学人的地域性选择问题有一个更为真切的了解.     

周作人遇刺案新探

1939年元旦发生的周作人遇刺事件,在当时和后世皆引起强烈反响,并成为聚讼纷纭的焦点。当时的亲历者亦对此事加以申说,然囿于时间和视野的局限,相互间多有歧异和抵牾之处。利用周作人遇刺案的档案卷宗,推知当时参与刺杀者实有三人,并对刺杀的过程重新加以梳理和还原,以求对此桩公案的认知有所裨益。     

爱国的逾越与压力——略论抗战时期中国史家的民族观与节操观

爱国主义是抗战时期史学著述的主流倾向。然而,这一话语本身不免忽略了史家因地域之别、著述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爱国泛化与压力问题。故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观念重新加以审视,对沦陷区史家的节操观念详加考析,皆对抗战时期史家抉择问题的探讨,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战时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转向与论争——以《中苏文化》为考察对象

抗战时期以《中苏文化》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学人群体，在皖南事变后，学术研究出现明显的转向。皖南事变前，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马派史家，以古喻今，参与学术论争，发表激烈政见，著述内容偏重革命性；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实施了文化高压政策，迫使马派史家的研究撰述向学术性转变。由此，史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高潮期，扭转了此前盲目套用、牵强比附的局面，走出了一条既不为古人所役，也不为欧美所使的学术中国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