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虚无主义的幽谷——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辨异

本文不赞同某些研究者片面地强调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同、相通之处,而闭口不谈两者之间在内在精神上的实质性差异,指出:中国哲学精神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哲学精神,中国哲学传统是一种理性的理想主义传统,此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不安、躁动、无所归依、平面化、虚无、非理性等等,不可同日而语。文章特别深入探讨了它们有关语言与存在之关系的不同认识,指出:尽管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都十分注重语言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但西方哲学自现代而后现代,是不断地走向语言自身,最终把语言上升为本体,凸显语言形式本身的创造性;中国哲学则注重语言与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关系,旨在肯定“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的前提下,寻求一条通过语言而又超越语言的道路,以期最终实现对理想人格和理想境界的追求。作者认为,中国哲学统一了理性与理想、真理与价值的“中道”智慧,将对于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和理想主义的重建产生积极的影响。     

直觉思维与现代新儒学

“五四”以后的现代新儒学(以下简称新儒学),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推重直觉。二十年代初,梁漱溟在一片反孔的声浪中打出“新孔学”的旗号,在哲学方法上主张用身心体验之的直觉对抗冷眼旁观的理智,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倡导直觉说最有力量的人”(贺麟语)。在新儒学后来的发展中,崇尚直觉成为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新儒家有关思想的剖析,从思维方式     

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问题笔谈

第一、今天人们在评价“五四”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哲学时,往往注意到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方面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而忽略了他们的哲学理论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反封建意义。只要我们突破政治斗争的狭隘眼界,就不难承认: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们都是作为封建主义哲学的对     

熊十力的心性论及其与梁漱溟心性论比较

一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奠基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熊十力主要讲本体论,而不大言心性情。笔者不赞同此种观点。事实上,熊十力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最后都被归结于心性论。因为他讲宇宙本体论的用意与其说是一般地说明世界的本源,不如说是旨在说明人性的来源及其本质。熊十力哲学有两种不同的进路:翕辟说反映的是一种宇宙论的进路,其特点是由天而人;另一条进路是他有关“本心”、“性     

冯友兰“负的方法”论析

冯友兰吸收西方现代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改造中国哲学,在谋求传统哲学现代化方面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就哲学方法而言,冯先生至少在以下两点上区别于以逻辑分析见长的维也纳学派、新实在论等西方现代实证主义哲学:一是,他不赞同维也纳学派否认概念的客观意义,把逻辑分析单纯限定在语言逻辑的范围,并由此出发取消形而上学的作法,主张由“辨名”(分析语言概念)而“析理”(认识客观实在),运用逻辑分析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二是,他认为逻辑分析并不是唯一有效的哲学方法,主张理智与直觉互补,认为在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讲形而上学的同时,还必须求助于“负的方法”,即直觉方法。一、“讲形上学不能讲”冯友兰说:“真正底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     

意义的危机与形上的追求——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取向

文章认为,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反传统的思想文化运动相呼应,中国出现了主张用科学的、实证的原则来检验一切和衡定一切的科学主义思潮。而出于肯定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道德宗教的恒常价值的目的,现代新儒家则对科学和哲学的功能作了不同区分;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从意义的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我们民族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文化危机,认为只有发掘和弘扬儒学的基本精神,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从而重建国人的终极关怀和价值信念,才能从根本上使我们民族摆脱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文章对新儒家重建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局限进行了批判;肯定了他们关于科学与哲学具有不同功能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超越”与“内在超越”——牟宗三与康德之间

尽管今天“内在超越”概念被接受和使用的范围并不限于“当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学” ,但是 ,把这一观念所代表的理路凸显出来并使之普遍化 ,却与当代新儒学特别是自熊十力到牟宗三这条发展线索关系甚大 ,而今天国际学坛此方面的讨论与争论 ,亦与牟宗三的哲学理路和观念系统最为相关。本文将尝试从语词概念的厘清切入来讨论所谓“超越”与“内在超越”的问题 ,首先追溯“内在超越”概念的提出及其所针对的问题 ;然后指出在西方思想的脉络中 ,康德与前康德之间在所谓“超越”内涵的限定上所发生的转折 ;再进而探讨在有关“超越”内涵的理解及“超越”与“内在”之关系的阐发上 ,牟宗三改造康德的意义     

文化·民族·现代化——现代新儒家文化思想论略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曾长期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鼎足而三的局面。就文化观念的层面而言,西化派与新儒家之间的对立似乎表现的更为鲜明。半个多世纪以来,由大陆而港台而海外,两大文化派别之间的相互批评和论争可以说从未停止过。这种论争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于文化与民族关系的不同认识。新儒家的有关思想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     

熊十力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

熊十力,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后摆脱实际的政治斗争,致力于传统哲学的研究,并写作了《新唯识论》,创立了以“会通佛儒”为宗旨的哲学体系。熊十力哲学,体系博大,玄理深奥,独具特色,不仅在30、40年代自成一家,而且经其弟子们的传扬,50年代后又在海外产生很大影响,成为了海外新儒家所一致尊崇的理论先驱。 如果以20年代初初创《新唯识论》至60年代初出版《乾坤衍》为标志,熊十力哲学前后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间自然有很大变化,认清熊氏哲学的发展线索及其演变过程,无疑是研究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