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要从正反两面借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刍议

一、有意义的开端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顾名思义,应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不过,它在中国成为专门的研究学科,只是近二三年的事情。现有的初步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古人的管理思想,有些是先于外国而早有发现;有些对于今天的实践仍有借鉴作用乃至指导意义。这说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确是一座宝库。     

关于证券立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证券立法及其宗旨的确认 加快证券立法的时机是否已成熟?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反对者认为,一项成功的立法,应当兼具前瞻性、稳定性并能与国际性市场规范相配合。我国目前股份制与股票市场处在试点时期,尚不具备立法条件。支持加快立法者主要从现实迫切需要的角度来论证从速立法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认为,在国内,滥发股票、可转换债券、受益凭证、认股     

上海—证券次级市场的现状与思考

上海证券初级市场的发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1984年上半年,在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大气候下蜂拥而起的兴办第三产业浪潮,为初级市场的产生提供了最初的动力。许多企业自行对内部职工发行有价证券以筹集资金。但所取方式方法等均不规范。例如,股息不仅成倍超过存款利率,且成倍地超过本金;股票不仅保本保息,还可到期退股。这种无控制状态,从1984年8月市政府颁发市人民银行《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等法规,并成立市人行     

试论清初三子经济思想的阶级属性

一般认为,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和学说,是代表中国“新兴市民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本文分析了三子经济思想中有关土地、财政、工商业、利欲观等方面的观点,认为总体上均反映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与新兴市民的要求不相符合。它们是明亡清兴的历史变故与民族自尊心碰撞的产物,因而具有“救世”与民族的特点;并且是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作者认为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对三子全部思想的评价。     

浦东开发与上海股票市场

一、浦东新体制与股市新契机 上海股票市场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产物。浦东的开发和开放,为股票市场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这种契机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出现,是基于浦东新区获准实行有别于上海现行政策体系的特殊政策。这些特殊政策所决定的新的经济运行体制,能够为股票市场的发育成长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     

吴淞自开商埠始末

19世纪70年代的淞沪铁路之争,不仅仅是中外对于路基的领土主权之争,其更深刻的背景,在于围绕吴淞成为海陆转运枢纽港的前景而引发的觊觎与反觊觎的中外较量。怯弱的清政府竭力抵御列强的扩张野心,并在光绪亲政时期主动制订与实施吴淞自开商埠计划,以求自保利权与吴淞领土主权。但是,戊戍政变以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以及辛丑以后列强夺得黄浦江的实际控制权,终于使吴淞开埠计划成为泡影。     

曹操屯田政策析评

在今天的史学界,曹操已是一位得到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但是对他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成效卓著的屯田政策,仍有不同看法。有的意见不适当地夸大了它的消极面而加以否定。因此有必要对曹操的屯田政策加以分析、评介。并以此就致于大家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失败后罩阀之间长期混战,摧毁了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生产事业几乎荡然无存。起初尚有极少存粮可买价格有高涨到一斛五十万钱的。     

对三十年代“全盘西化”论的反思

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出现这种现象:某些事件的行进轨迹,似乎是在绕了一个圆圈之后,重又回到了它的起始点;今天的现实几乎就是昨天史实的重演。“全盘西化”论在半个多世纪里的沉浮消长,为我们从历史中认识真理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 有一种看法认为:“全盘西化”论是维新人士在1898年首先提出的。其实,从“全盘西化”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围绕这个概念而形成系统的理性认识这两点考察,“全盘西化”论的问     

上海《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会》举行首次学术讨论会

去年12月成立的上海经济思想史研究会,在复且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绍闻主持下于七月三日召开首次学术会议,围绕上海社科院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马伯煌教授所作论文《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几个问题》,就该学科的现状、研究方法、对象和体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钟摆效应”:关于决策惯性的一个形象描述

每天需要拧紧发条、下面拖着一个圆形摆件的老式机械钟,似乎已是中国钟表史上的一个陈迹。但是,“钟摆效应”却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尤其是管理活动中广泛地存在。笔者把“形而下”的钟摆运动与“形而上”的决策理论联系起来考察,结果颇有所得。钟摆运动包孕着深刻的启示。为此需要对相关的要件进行概括。首先要认识钟摆本身。它由两部分构成:重垂和连接臂。对于连接臂的设计,不外乎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