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安全供给的基本需求与制度保障

安全从本质属性上讲是一种公共品,属于非物质性公共品。安全需求是农民的深层次需求,但这一需求在一些农村地区难以完全得到满足。现阶段农村社会,盗窃抢劫现象、村民矛盾等,构成了威胁农村安全的主要因素。安全这一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一是村庄自身供给安全的能力大大降低,二是基层政府在安全供给上存在问题。为此。应加强乡村组织建设,使之能够有效提供安全和秩序供给;建立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基础的乡村执法和司法制度,维护农村社会安全、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打工经济对农民家计安排的影响——皖北李圩村调查

皖北李圩村的经验调查表明,农民的家计安排正因打工经济的兴起而发生种种变化。家庭养殖、作物耕种等日渐围绕打工逻辑而展开,传统种植的“过密化”生产模式随之瓦解。随着种植结构的“去过密化”安排,依赖传统作物的家庭养殖也发生了诸种改变。打工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促使人们加快在村庄和集镇建房的步伐。建房行为背后有诸多理性的考量,但根本目的是在村庄内部实现自身的社会性价值和本体性价值。在此种家计安排下,农民可以分享城市化的便利,也可以从村庄内部获得物质基础和生活意义。     

解析乡村“边缘青少年”群体——湖北省荆州市H村的实证研究

“边缘青少年”是乡村中新出现的危险青少年群落,由他们所组成的亚文化社会已经成为对抗村庄社会的“灰色社会”。本文通过对湖北荆州市H村一个边缘青少年群体的实证调查,解析边缘青少年的权威结构,解读边缘青少年的行为和心理依赖,解析边缘青少年群体的隐性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乡村互动关系的演变

纵观当代中国的乡村关系及其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乡村关系回应了不同的具体问题.建国之后的前30年中,通过人民公社体制,乡村之间以行政指令关系为主,这符合当时的国情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基层政权只能通过乡村之间的利益共谋关系来进行税费征收.取消农业税后,在可支配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乡村之间只好维系着情感协作关系.国家面临的具体境遇不同,乡村互动的表现形态则有不同.     

“闪婚”：社会流动背景下的父权与婚姻

以江西安义农村为例,探讨打工潮流中,农村婚恋家庭领域新现象——“闪婚”的成因,找寻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归宿。研究发现,将婚姻形式的偏好纳入流动的时代背景,从家庭代际关系的互动模式切入,“闪婚”成为安义农村地区婚姻形式主流具有结构性原因。年轻人在打工时代遭遇了本地恋爱不现实、跨省爱情风险高等婚姻困境,父辈对年轻人的婚姻支配权及对他们婚姻稳定的强烈期待,共同促使“闪婚”成为当地婚姻“潮流”。“闪婚”是代际双方顺应农村社会的流动性,做出的无奈之选,务实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