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传统管理制度与文化景观:以加拿大的泰加林为例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原住/传统民族利用土地及资源的文化实践存在关联。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文化如何与景观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如何以有助于生态系统持续更新的方式塑造景观。本文考察了传统知识和传统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所蕴含的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意义。我们首先介绍了一种至关重要的传统生态实践:自然演替管理,尤其是利用火而实施的自然演替管理。接下来,我们研究了加拿大北部地区的泰加林生态系统中原住居民——主要是安大略西北部的奥吉布瓦人——利用火进行自然演替管理的例子。他们的传统实践与文化景观,促成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生物多样性,并提供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机制的范例。向传统管理制度学习,这对拓宽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非常重要;这些目标能帮助当地人获得可持续的谋生手段。在保护传统价值和支撑当地人维生需要的诸多景观中,文化景观这种透镜,为理解何以在可持续的森林管理中多重目标(木材生产、非木材林产品、保护区和旅游)最为重要,提供了一种机制。使用更为宽泛、包容更广的保护定义和设定多重性、综合性的目标,有助于协调当地人维生需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     

本土知识与分类战略

随着人们对本土知识的兴趣的增强 ,近年来出现了保护本土知识并使之通俗化的战略。本文探究了这些战略中较具共同性的一个 :在可以公开使用的数据库中对本土知识进行收集、分析和分类。本文考察了构建数据库战略的可行性以及本土知识科学化过程所包含的矛盾。同时分析了知识的科学化所产生的实践的、认识论的和政治的后果 ,认为在数据库创建中包含的许多弱点源于对原住民存在于其中的权力关系的注意不足。     

“思考法国人口的多样性”：一个含混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虽然“思考法国人口的多样性”近来已成为各政党、电视频道、大型公司和高等教育机构所赞同的一个目标,但是在国家的行政机关方面,它还是首次得到明确阐述。在此背景之下,这一主题与自国外引入的、美国特定的“代表性官僚制”模式无法分开。该模式的引进本身决定于对军队和国家警察机关这两个机构所面临的独特问题之实用性的考量。然而,在将“多样性”的目标扩展至所有的公务员,同时以明确程度不等的方式强调多样性的“民族”维度时,在法国,人们将遇到无法克服的社会和法律困难。     

国家建设与非正式政治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国家”是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其生命力源于成员的亲近感;这种亲近也许真实存在,或者,更普遍的情形是,它是想象的产物。在语源（和语法）上,该词是一个隐喻,与生物学上源于共同血缘的亲属关系——出身（natality）——明确相关;同样,这种亲属关系可能真实存在,也可能是设想出来的（参见Deutschand Foltz,1963）。显然,在本辑中,“国家建设”除了别的涵义外,还指创造共同的政治归属感;     

记忆与奴隶制:历史编纂学的若干问题

在所有关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历史的研究中,对奴隶制问题的探讨仍然很少。无论是贸易中的暴力行为,还是奴隶阶级中各个阶层被分配的角色,似乎都没有真正引起阿拉伯史家的兴趣。事实上,虽然搜集资料是为了重构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但奴隶制并非仅存在于遥远的过去或者已经结束,而且,它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甚至重现使我们很难把握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诠释间的区别。此外,对它的各种权威描述,阻碍了任何有利于将该现象转化为知识对象的"间离方法"。原始资料的稀少,增加了模糊与矛盾,使得人们更难理解和解释历史上奴隶制的各种表现形式。一般而言,阿拉伯的原始资料,很不喜欢涉及那些一盘散沙、逆来顺受的被奴役大众的枯燥生活。然而,编年史家有时也的确会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下等人卑贱的生活上,尤其是当下等人在暴动和起义中引人注目地显示出自身的存在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篡夺的历史从湮没中呈现出来,在集体记忆中具有了意义。     

与福柯一道思考神秘的现代爪哇：可能写出“非意图论”的政治史吗

我们的传统完美无缺。它已达到顶峰。在别的什么地方，人们能发现一种文化像我们这样，从拂晓到黄昏，都遵循一套尽善尽美的准则吗？就连和妻子行房的方式，都要守无数的规矩……每件事情都有合理的解释。甚至死亡，这是为了死者的灵魂能很快到达天堂，并在那里平静快乐地安顿下来。没什么事情是难以解释的。每件事情都遵循完善美满的准则。（Atmowilo—to，1986，PP．365—366）     

当公司表现得“负责任”时,根源在国内还是全球?

本文对如下问题进行评估:在何种程度上公司的行为准则趋同,或者相反,仍保持着明晰的国家特征?这一研究路径使得对据称具有全球性的公司是受全球标准还是国内因素影响进行评估成为可能。该分析的经验基础包括:采访公司和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大量的聚集起来的统计数据。三个领域的公司行为受到系统考察:管理与财务;研究与开发;以及交易与直接投资。在全部营运领域,研究显示了三个可以辨别得出的行为群,这些行为群分别以最大的三个国家经济体———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案例为典型。结果是,如果在其认为对自己最具战略重要性的活动中,世界最大的公司(据称是全球化的先行者)在行为上并未趋同,那么显然,全球化的支持者(实际上也是鼓吹者)对它们的情形完全是言过其实了。国家的捍卫者也许已经像恐龙一样走向消失,但国家性的行为方式并非如此。     

社会科学研究在捷克共和国移民政策中的应用

本个案研究着重讨论捷克共和国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民族研究室的研究活动,及其在发生重大制度变迁时期研究成果在决策领域的应用。讨论涉及移民问题系列研究,包括捷克共和国入境移民和海外移民,资助或来自赞助机构或由决策者直接提供。本文注意到,要使基础研究的要求和逻辑适应决策者的需要是困难的,于是描述了“桥梁”性的公共机构(赞助机构、科学理事会、共同委员会和管理机构等)逐步的、全面成功的出现——这些机构反映了研究者和决策界的共同需要,并允许鼓励劳动、知识和社会经验像知识的影响一样朝两端自由流动。沟通的形式也显现出极大的重要性,因为有效的沟通要求科学知识尽可能对决策有用,而决策者提出问题时应采取科学家能够回答的形式。在这样的总体情况下,社会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对决策过程的独特贡献在于:以该领域的独特境况以及特定个人和群体的命运为基础,使决策过程人性化;为决策者提供方法上的促进,使他们在思考现实问题时更为周密;考虑到决策者往往是在狭窄的圈子里行动,所以研究可为他们带来不同的社会经验;最后,促使科学系统产生出来的知识为决策者直接采用。     

变化中的妇女政治权利支撑资源

许多考察妇女政治权利变化的研究,都集中关注国家和国际政策中妇女权利的明显改善与否,以及国际、国家和地方层级的代议机构中的性别均衡。这种研究自然会导致对关于妇女权利之舆论的关切,因为关于妇女权利之舆论为各种政策与代议机构的合法性提供了支持。然而,如果单独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与政策和妇女代表性的变化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舆论变化,也产生了一个关于妇女状况的不完整图景。关于妇女权利发展趋势的统计数据背后所存在的事实至关重要,如果为妇女政治权利提供支持的来源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了转移,那么,对这些事实的了解就必不可少。我们使用来自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前后数年的科威特的数据,以证明关于妇女权利之舆论的缺乏变化如何掩盖了影响妇女的政策与实践中出现的重要社会动向。1994年时,对妇女权利的支持在绝大多数和拥有特权的公民中明显存在;但到了1998年,在大多数公众中支持减少了,而在身处社会网络之内和拥有特殊的政治与文化议程的那些人中支持则有所增加。     

《在路上》：五十年后

一个民族应当尊重自己的先知。2007年是《在路上》（1985）问世50周年,这部作品发表于1957年,它标志着美国文化的觉醒。孤独寂寞、充满矛盾的杰克·凯鲁亚克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之王”和“嬉皮士之父”。他自己厌恶这些尊称,认为它们是错误的,但这种身份并不需要（他的）承认。因此,《在路上》（和爱伦·金斯堡同样发表于1957年的《嚎叫》）仍然被视为喧嚣狂暴、混乱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标志性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