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新问题:在华外国非法移民的司法对策研究

伴随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逐渐从非法移民的输出国和过境国转变为非法移民的目的国,这导致在华外国非法移民数量激增。中国逐渐开始面临长期困扰世界的非法移民问题;基于传统观念以及理论研究、立法体系的相对滞后,导致防控非法移民的司法实践产生了诸多问题。有鉴于此,应在充分检视当前在华非法移民现状的基础上,着力思考应对当下以及未来在华外国非法移民的司法对策,做到未雨绸缪。     

少捕慎诉背景下裁量不起诉的比较法再探讨

有限的司法资源和不断增长的犯罪数量间的矛盾日益凸现,促使人们反思起诉法定主义一元格局的正当性,裁量不起诉也即起诉便宜原则应运而生。在美国,该原则主要体现为检察官裁量不起诉的权力。通过比较法分析可以看到,该权力在美国刑事司法运行中作用巨大且几乎不受制约。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酌定不起诉制度运行相当艰难,个中原因复杂。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引入刑事诉讼法、中央提出"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的背景下,确立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度扩张原则非常必要。     

源与流:中国现行强制措施体系的形成与反思

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完善与否,是一国"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内涵只针对人身自由权利,对于物以及公民隐私权的相关强制性手段定位或模糊不清或付之阙如,这显然不利于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实施两年有余,历史地审视与公民权利最为相关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施效果及产生这种效果的制度性原因颇为必要。     

协商民意调查是公众参与权力的方向——詹姆斯·费实金教授与萧莹敏研究员专访

协商民意调查的思想来源于詹姆斯·费实金。他认为,以现代意义而言,我们可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一些民众,这些民众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缩影。下一步,要让这些民众聚集在一地,面对面地互相讨论,如此可以向民众提供一个成为理想公民的机会与动机,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再只是几千万人之中微弱的声音,     

反对贫困与不平等——结构变迁、社会政策与政治

作为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院消除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最新思考,本报告倡导将这一命题嵌入广阔的发展结构之中,主张多种政策和措施的配置组合:需要相互补充和协同的结构型转变、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实施过程。社会政策不但具有再分配属性,且具有生产性;也就是说,如果将贫困人口单纯视为一种需要采取区别政策的"剩余"群体,那么就会严重忽略掉他们的能力成长与宏观社会层面的健康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事实。对于那些已经成功实现增进大多数人口福利的国家来说,公共政策的中心,应该是诸如推进平等和公民参与等"结构变革的长期进程",而非减贫本身。     

中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嬗变及启示

一套运行良好的律师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保护公民权利机制中重要的一环,而辨护律师自身的权利保障则是该制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律师辩护制度建设历经曲折,中国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也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经验与教训并存.对其发展路径进行考察与梳理可以看出,律师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国家、社会的民主制度密切相关,与国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市民社会的发展成熟程度密切相关,与国家的开放程度、国际意识密切相关.律师自身权利的保障与完善在国家法治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     

从宪法权利保护的视角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移植这个完全泊来品的过程之中,其负载的许多理念性问题使得该规则在中国产生一些水土不服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比如,确立该规则是否会束缚住侦查机关的手脚,导致刑事司法机制惩罚犯罪目标的落空。也就是说,社会环境的不同、法律文化的差异使得我们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如何使得泊来品尽快"本土化",进而产生我们预期中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对此,从文化历史背景探讨在宪法权利视角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显得颇为重要。     

刑事拘留非紧急性候审化及其纠偏

现行羁押治理评价体系大多未纳入刑事拘留适用,为实质推进“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有必要对此加以反思。功能定位层面,域外主要法治国家均在强制措施体系中严格贯彻“强制到案”与“羁押候审”二元分离,以此为标尺,我国刑事拘留呈现两者混同之双重定位,应予以澄清,并避免将拘留异化为逮捕之常规前置措施。适用场域层面,在立法规定语焉不详之情形下,应结合纵向历史解释与横向比较考察,以比例原则划定“紧急情况”为拘留适用之限制条件。立足前述层面,可以发现我国刑事拘留适用呈现“非紧急性候审化”特征,具体表现为拘留率高企、超期拘留久禁不绝、刑拘直诉大行其道。对此,应当改革拘留适用条件与期限规定、推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完善非法拘留程序制裁机制,以矫正刑事拘留适用异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