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     

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上)——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本文考察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所谓年鉴学派到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编撰中的一致性问题。直到20世纪早期,史学界一直假定历史研究很快会产生出统一的人类历史。但并非像阿克顿与伯里这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一致性很难实现。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历史”的观念,力图全面描述具体的历史真实,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但适得其反的是,这种撰写“总体”历史的努力却产生了非一致性。“新文化史”的推崇者放弃了总体历史的计划,并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统一在这样那样的史学研究的“范式”之中。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纯熟的人(比如亨特,LynnHunt)承认范式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随意性的。本文置疑将范式一致性加于史学之上是否值得。历史学家应当力图发展批判的视点,并遵循认识论的高标准。这些均比有一种统一的历史编撰重要。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下)——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本文考察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所谓年鉴学派到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编撰中的一致性问题。直到20世纪早期,史学界一直假定历史研究很快会产生出统一的人类历史。但并非像阿克顿与伯里这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一致性很难实现。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历史”的观念,力图全面描述具体的历史真实,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但适得其反的是,这种撰写“总体”历史的努力却产生了非一致性。“新文化史”的推崇者放弃了总体历史的计划,并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统一在这样那样的史学研究的“范式”之中。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纯熟的人(比如亨特,LynnHunt)承认范式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随意性的。本文置疑将范式一致性加于史学之上是否值得。历史学家应当力图发展批判的视点,并遵循认识论的高标准。这些均比有一种统一的历史编撰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