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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著文学史时,对于文学史料的收集、文献的鉴别去取,以及资料的安排运用,应当谨慎从事,但也不应划地自限,固守成见.而应收集对文学史中某些疑案能有所突破的论著,将其见解,适时编入著作中,以修正原有的观点.木斋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是就诗证诗,或以史证诗,条分缕析,详加辨证,其对学术的贡献,应是毋庸置疑的,也应当为文学史家所关注.  相似文献   
2.
陈怡良 《云梦学刊》2009,30(3):45-59
三、《天问》修辞艺术举隅 近人黄侃曾云:“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文心雕龙札记》),语文本来就是表情达意之用,所谓“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篇》),黄氏肯定“惟圣人能尽文之妙”。可见任何体裁之文学作品,若要得到“文之妙”之称誉,必须通过完美之修辞艺术,才得以实现。  相似文献   
3.
陈怡良 《云梦学刊》2012,33(1):30-47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相似文献   
4.
长期以往,对陶渊明其诗其文其人其性,历史研究者众.然而,深层考察发现,对奠定陶渊明人格成长的关键及建树其诗文和思想基石之少年时期,却鲜见探讨.笔者在此着重试析少年陶渊明的形象.  相似文献   
5.
《天问》的文学特质及其修辞艺术(上)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陈怡良 《云梦学刊》2009,30(2):42-60
《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为奇特谲怪之一篇,全诗三百七十四句,一千五百五十三字,完全以问句之形式写成。内容白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到历史人事,包罗万象,思想性颇高。后世学者、评家,或认为它是“问卜型文学”。或认为是一种“传承史诗”、“瞽史之歌”、“域外文化知识的总汇”等等,甚至有人不认同其为屈原所作,或不以为是文学作品。即便为文学作品,而其文学价值,在《楚辞》中亦为最低云云,可谓仁智互见,莫衷一是。实际上,《天问》为伟大之文学创作,亦是旷古绝今之第一等奇文,无庸置疑。而其写作技巧,更见手法高超,匠心独运。其中甚至以“参差”、“倒装”、“变换”、“省笔”、“错综”、“互文”等六种文句变化之技巧,验证屈原如何心营意造,力求文句变化生辉。此外,屈原确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文心雕龙·辨骚》),有“惟圣人能尽文之妙”(黄侃《文心雎龙札记》)之修辞功力。乃在“技巧”方面,《天问》的修辞艺术归纳有“设疑法”、“层递法”、“错综法”、“讽托法”、“虚实法”、“引用法”、“借代法”、“排比法”、“对偶法”、“映衬法”、“对比法”、“重现法”等十二项。另外还有“比拟法”、“倒置法”、“转品法”、“比喻法”、“双关法”等数项修辞技巧,这足以证明屈原确拥有卓异不凡之才情,《天问》的确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清刘献庭《离骚经讲录》),而屈原被赞评为“千古诗神”,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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