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歌妓》的历史理性精神

《大唐歌妓》(以下简称《大》书)是王鸿儒同志继《盛唐遗恨》之后,又一部以大唐帝国败落史为艺术考察对象的历史小说创作.不过两部小说在艺术审视的楔入点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果说《盛唐遗恨》是以李隆基、杨贵妃情爱关系为主轴,描述了一个强大帝国盛极而衰的历史悲剧不可避免的发生过程,充满了挽歌式的情调,那么,在《大》书中,王鸿     

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兼谈武侠小说的“后金庸”问题

本文立足于时代转型和文学史的双重角度来考察金庸对武侠小说现代性所作的贡献、论者认为：这种现代性对金庸来说主要是精神现代性的构建，它是作者以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为基点，充分吸纳传统和民间的丰富养分，用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武侠文类的陈旧落后思想的一次革命住改造．具体表现主要集中在对传统良暴二元对立命题的批判整合、充满文化内涵的德性化武功描写以及颇具创意的侠客情感理想模式三个方面。同时，论者也强调指出：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在金庸之后的“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以史笔与诗情浇铸传主的文化人格——评《大众情人传》兼谈关于传记的有关问题

一巴人(王任叔)是现代史上的一位奇人,为他立传——不管作者有没有意识到,有两个难题必须要正视。一、他是文坛上光彩夺目的巨星,同时在社会活动、秘密工作、外交战线、印尼史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但又不乏文人习气,中途脱党;他傲骨铮铮,洁身自好,却又秉性多情,四次婚变……对这位不乏可议之处的历史人物,任何形式的拔高或贬损,都会影响传记作品的品位与价值。二、要了解巴人,需得了解他生活成长的社会环境,他是位跳跃性极强的人物,活动领域、涉及范围之广,在现代历史人物中鲜有出其右者,要全方位、多角度地考察他在众多事件     

在传统基地上构建新的艺术世界——评王鸿儒长篇历史小说《盛唐遗恨》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战乱结束后的第43年,白居易写下了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借用文学形式表达了他对这一历史性悲剧的感伤情绪。白居易不无意味地写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把战乱的根源归罪于唐玄宗晚年迷恋杨贵妃以致国事昏乱。与此同时,白氏也不否定李杨之间悱恻缠绵的情爱关系,“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于是,李杨间寓有悲剧意味的情爱关系便成为文人们乐意吟讽的文学题材。他们都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历史思索和感伤之情。只是他们的见识少能超越白居易,更有不少事实上则是“红颜祸水”论者。包括建国后的一些历史文学作品,仍对杨贵妃的美色发生了过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