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

周作人借鉴西方资源 ,确立了在尊重人性基础上的现代儿童观 ,并倾力于儿童文学与儿童生活关系的探讨。他早在 1 91 4年写的《童话略论》和《儿歌之研究》,对童话和儿歌分别作了全面而不失深刻的研究 ,具有导夫先路之功。并且 ,遵循其学术研究与思想启蒙同时并举的一贯做法 ,周作人又对当时儿童文学界的许多错误倾向 ,予以持续不懈的批判     

民间传说演变的动力学机制——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传说为中心

任何一个活态传说,在其实际生长的时空框架内的每一次变异,并非只是无意识的自然变化,很多时候有其现实的动机。在特定的文化圈之内,传说变异的动力系统对应着丰富的人群层次,这些层次交织错落,形成了某种结构性的动力机制,而其主导力量,即是当地松散的、非实体的、但又明确存在着的"民俗精英"群,这一群体可以随着时代、区域关系等范畴的变化而变化,它对于本地内部传说变异的作用可大可小,但从宏观上看,它引领着地方传说的变异方向。区域性、时代性与阶层性的解剖视角,以及"民俗精英"对于传说的主导作用,构成了传说动力学的主导模型。     

西王母与舜帝的传说研究

西王母献舜白玉琯,是两者之间最主要的交往传说。而白玉琯作为关键的祥瑞物品,其中蕴涵着对舜治理天下达到完美境界的褒奖,也与舜的家世祖功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这个祥瑞之物是只有舜才能获得的。这一传说母题有两种变化途径：一是将西王母向舜献祥瑞的故事,模拟复制到同样伟大的黄帝头上,但祥瑞物不能是白玉琯,因为黄帝不具备这样的家族功勋;另一种是更加渲染祥瑞物白玉琯的神奇功能,甚至连西王母与舜帝有时也可以不出现,这主要出现在九嶷山一带的地方传说中。     

江南宝卷创编的地方传统和个人风格——以常熟宣卷先生余鼎君为例

宝卷的创编情况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尤其是其中的个人行为。常熟的宣卷先生、江苏省级非遗传承人余鼎君在宝卷创编和传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已有研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框架内总结其个人特色。事实上,在可以考察的近百年中,不断创作、改编日用卷本是常熟当地宝卷的一个根基传统,并形成了某些带有集体特征的运作机制。只有基于这样的地方传统,才能看清楚余鼎君引人瞩目的创编特色:他吸收和继承地方传统,更在知识来源上寻找"正知"、在思想观念上追求"正信",以期超越地方传统而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只是这些"正当"的个人追求如何与民间宝卷的自由存在相契合,仍然需要接受时间和实践的考验。而这一地方传统与个人风格的案例,可以为探究整个江南宝卷的知识生产提供镜鉴。     

民间故事的记录史和生命史

近些年来，有两部民间文学研究专著的出版，实在让我感觉很受震动：一部是刘锡诚先生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另一部是祁连休先生的《中国古代民问故事类型研究》（下文简称《类型研究》）。它们都有扎实的文献根基，凝聚了作者多年来孜孜砣砣、穷达以之的心血，呈现出分外厚重的成果。这样的厚重，     

寒食节起因新探

寒食节的起因,历来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起自纪念介子推,另一种认为起自周制禁火。第一种观点目前已广为民众接受,而且现所知有关寒食的最早记载即已明确提到了:《后汉书·周举传》载:“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炊,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弔书以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     

《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世经》帝德谱关系到传统主流社会对于古代帝王世系的权威设定,同时又与两汉之际的政治、文化和学术颇多关联,历来受人重视。对于其形成过程,东汉以来都认为是"刘向父子"的共同创制,但晚清开始的疑古思潮对之发表了颠覆性意见,其中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最具影响,其核心观点认为:刘歆在五德相生的理论基础上,通过设置闰统和加入少昊,创作了《世经》帝德谱,使该谱同时符合"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以为王莽篡权服务,为了弥缝这一学说与其他文献的矛盾,刘歆不惜遍伪群经。顾颉刚的这一说法代表了疑古派的高峰,但是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钱穆就力辩刘歆遍伪群经之说为虚妄,指出《世经》帝德谱的材料皆有来源,但他没有对该谱的成因和过程给予明确的论断;最近出版的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重拾旧题,在承认刘歆没有遍伪群经的基础上,却依然得出了该谱是刘歆创制并用来为王莽服务的结论,甚至还构拟了一个不同于该谱的所谓"刘向版"帝德谱。其实,《世经》帝德谱本质上即是为汉代寻找合法性依据,刘向很可能为汉室皇族编制了一套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家族迁徙路线图,以与《左传》记录相衔接。在这个过程中,刘向父子之间并没有原则分歧,只是由于所谓"新五德理论"先天具有的轮转特性,这些苦心经营后来被野心家王莽利用来作为篡汉的舆论工具罢了。     

论孔、墨鬼神天命观之异同

孔子、墨子之学在春秋战国之际同为显学，但分歧很大。在鬼神观上，孔子尊礼崇祀，却避谈鬼神有无；墨子则明显坚持鬼神实有，赏善罚恶。在天命观上，墨子坚决反对命定论，而孔子有时讲天命，却是在负面事情发生后的一种感叹，并非是消极的命定论者。孔、墨之学在上述两方面本质上是同大于异的，而墨子所竭力攻讦的，其实是被孔门后学改篡了的儒学     

荀子“贵文”思想及其美学意义

和先秦诸子一样,"文"在《荀子》中仍以修饰增采的泛义出现,但《荀子》对"文"有着特殊的关注。它不单肯定了人对声色味臭之类官能追求的合理性与无限性,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情事俱尽"、"情文代胜"的观点,具有鲜明的"贵文"思想,比孔子的"文质彬彬"说与"尽善尽美"论有了很大的进步。尽管这些思想是从礼中总结出来的,但客观上对纯粹文艺的独立与自觉有先导之功,并长期影响着后世的审美理论,这一点,至今未得到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