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乐融合视野下的现代新诗与歌词——以艾青的创作为例

艾青是极少数把“诗”与“歌”区分开的现代诗人之一。诗更通画,强调意象的新异,歌词更通乐,强调语言的流畅动听。诗可以有更多的内心独白,歌词却需要更多地面对听众,使倾诉与倾听同步共鸣。歌词是需要包含诗意,又富有乐感的双重愉悦。一首好的歌词应该是带有音乐特色的文学美和闪耀文学光彩的音乐关,集文学美与音乐关于一身。艾青创作的歌词尽力做到表达意旨的准确性、抒情状物的生动性、造成形象的鲜明性、搏动情绪的感染性、节奏旋律的和谐性。现代歌词以其通俗性与大众化特征影响着中国的新诗,乃至20世纪文学革新的思想理念与艺术取向。     

中国现代歌词的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论田汉30年代的歌词创作成就

文章论述了田汉在中国现代歌词发展史上的地位。作者认为，田汉是中国现代歌词的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他把现代歌词从“蜕变、崛起阶段”推向“创立、拓展阶段”；他以创作的实绩和社会影响，使歌词这一艺术形式迅速得到承认，并由此奠定了歌词的文体地位；在体式的建构中，他又突出歌的个性特征，使歌词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渴求新知与崇尚传统——李叔同"学堂乐歌"创作的文化取向及其意义

李叔同的“学堂乐歌”创作是一种“别求新声”的现代追求;是一种不失传统的现代创新。他要借助西方的美学情调,推崇中国的精神内核。他的歌词创作未完成文学语言由古代韵文向现代白话的彻底转变,但从形式上打破了旧韵文的传统格局,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了古代词牌长短句的特点,在形式上又发展了现代长短句歌词的新品种,并依照西洋乐曲形成了自己崭新的结构。他在用西方音乐形式与“本国语言”向人们诉说最深沉的感情的同时,也展示了“学堂乐歌”民族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特征。     

林语堂幽默观的历史审视

林语堂对幽默的探讨与创建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他一方面把幽默放到话语产生与转换的结构域场中予以宏观阐释,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创作的层面上展开对幽默的具体解读。冷静、超脱与睿智,这是他幽默的基础。超越于知识分子道德与名誉的功利欲求之外,这是他敢于幽默的原因。“两脚踏东西文化”,这是他幽默与众不同的地方。鲁迅与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林语堂的幽默观及其《论语》的批判,有明显的片面性。     

研墨于今亦自香——谈毛泽东诗词的艺术个性

毛泽东的诗词气韵沉雄,气势磅礴,在大气磅礴之中包含着厚重的情丝或深刻的理念;他擅长把感情思想结晶在一个或二个核心的意象上面,并通过核心意象层层展开,步步推延而终于浸透于一个具有特殊颜色、气味与节奏的氛围里;他在表现形式上不拘一格,往往寓刚于柔,豪放与阿娜共艳,崇高与优美并现,以飞驰的想象、瑰丽的色彩、缤纷的语言,表现出那种无羁无束、纵横驰骋、汪洋恣肆的个性特征。     

林语堂与国学（笔谈）——林语堂的国学观

所谓"国学",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数术方技等;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1].     

现代歌词与中国新文学

早于白话新诗出现的现代歌词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新起点。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到20年代的艺术歌曲,到30年代的抗日救亡歌曲,再到三四十年代发端于上海的流行歌曲与成就于延安的主流歌曲,歌词艺术在创新中形成更新的传统和获得独立的发展。现代歌词突破了传统,完成了向文学现代化的转变,并以它的通俗化特征影响着20世纪上半叶文学革新的思想理路与艺术取向。歌词在经过了运动的过程性之后,显现出了经典性的存在,应该建立起独立的本体性价值体系与坐标。     

中国现代歌词的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论田汉三十年代的歌词创作成就

20世纪末,中国现代歌词已基本建立了多元的、具有现代品格的体系.田汉是其第一次自律运动中的一座丰碑,他把现代歌词从"蜕变、崛起阶段"推向"创立、拓展阶段";他以创作的实绩和社会影响,使歌词这一艺术形式迅速得到承认,并由此奠定了歌词的文体地位;在体式的建构中,他又突出歌的个性特征,使歌词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近代学堂乐歌的文化与诗学阐释

学堂乐歌要比白话新诗早二十多年实现现代性的转换。它以民主、科学的思想代替了专制、愚昧的思想,以现代的情调代替了陈腐的审美趣味,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主旋律代替了古典词曲所依存的道德观念,题材、内容、境界也都得到扩大与超越;从音乐形式和歌词的语言等方面,建立了一种走向民众、走向现代的音乐文化模式。这种新的音乐文化代表了一种思想,反映了当时共同的文化态度和觉醒意识。但它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质疑与反抗并不像后来的白话新诗那样彻底。因此,它只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不可能成为新文学发展的主导。     

民族意识与抗战文化——林语堂抗战期间文化活动的思想检讨

抗战期间林语堂的文化努力,既提升了民族形象,又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是起着激励作用的;抗战文化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文化,但说到底是以多元政治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文化,多元政治奠定了多元文化的基础,也决定了各自文化的走向;自由主义者的林语堂只是接受了民族文化观,而没有考虑到民族文化的领导权问题,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