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区域经济集团之竞合关系探析

WTO将整合区域经济集团作为最惠国待遇的例外,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法律规定,使区域集团的存在合法化.但是,由于制度链接的不足以及法律解释上的困难,WTO的多边主义和不歧视精神,遭遇区域集团的严厉挑战而无所作为.本文认为,WTO是经过广泛协商和理论验证的制度,本身具有合理性,作为规则导向型的体制,WTO需要将规范的作用提到首位,逐渐与区域集团在基本目标、贸易保护措施等方面,形成一种彼此尊重的竞合关系,开放的地区主义值得探索.     

关于国有企业资产重组的几个问题

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先是围绕上市公司展开的资产重组案例层出不穷,进而这股热潮发展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时尚。这固然意味着传统的经营理念的突破,但是其中的问题却也不容忽视,以下笔者便想就此谈一些     

司法妥协的正义与困境——以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司法实务界在制度创新中尝试突破传统的刑事司法规则的硬性约束,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之外,寻求利益间的协商、交换和正义的妥协.以诉讼中的利益各方的适当让步为特征的妥协正义是刑事司法领域无奈而又务实的选择.实现妥协正义在我国目前尚面临着宪法规定、诉讼制度和诉讼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困难,而一种可接受的妥协正义的实现需要引入刑事契约的理念并完善刑事协商程序.     

有限认识与合乎理性的错误——刑事司法裁判概率性错误的成因分析

刑事司法实践中,由法官认定的司法裁判事实属于社会认知背景下的事实,经验认知的成分始终无法回避,而经验认知是有限认识,没有办法保证判断当时的认知绝对不会出错.因此,法官裁判认定的事实在实体上始终有产生概率性错误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因为案件叙事建构的偏离、证据体系的缺陷以及逻辑推演的盖然性,而与司法过程相伴而生.明确法官形成裁判事实的过程和裁判事实存在概率性错误的合理性,即错案客观上无法绝对避免,对于有效控制刑事错案、树立科学的错案预防理念实属必要.     

刑事错案成因的法外考察——兼谈影响刑事司法的若干诉讼文化因素

分析刑事错案的成因,规则之外的法律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重集体利益、轻个人权利的群体性观念,带来刑事司法中一系列具有中华特质的做法,如疑罪从轻、宁枉不纵等。刑事司法潜规则的存在,以及乡愿、民愤的因素,也是刑事错案的重要成因,针对这些原因,消解和转化这些原因,是刑事错案预防的任务所在。     

西方国家依法推进社会管理的理念、路径及其借鉴

社会管理对我国而言,牵涉面很广,已有的经验不多,需要广泛借鉴异域做法,尤其是有长期法治传统的国家成熟的法治经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自治和管理领域有着长期的实践,尽管各国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是仍然能够归纳出一些共性的经验,其中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基本理念以及在社会管理治理化方面通过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设计、市场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社区干预的社会管理定位、民主参与的社会管理程序四条路径保障广泛的公民社会权利,对于我国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发展广泛的公共责任机制极具启发。     

刑事错案成因的法外考察——兼谈影响刑事司法的若干诉讼文化因素

分析刑事错案的成因,规则之外的法律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重集体利益、轻个人权利的群体性观念,带来刑事司法中一系列具有中华特质的做法,如疑罪从轻、宁枉不纵等.刑事司法潜规则的存在,以及乡愿、民愤的因素,也是刑事错案的重要成因,针对这些原因,消解和转化这些原因,是刑事错案预防的任务所在.     

财产权的道德意蕴

自然法、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哲学先后沿人文主义的道德脉络,对财产权的正当性有过不同的解释。从道德理念分析,个人财产所有权是一种元价值,界定个人财产所有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公共利益更需尊重和体现个人利益。作为和谐社会基础的财产权在制度建构时,尤其不能忽略人类基本的理性和道德。     

司法的第三维度:社会学维度——从法意与民意的纠结谈起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司法具有三个维度,第一维度是司法的实体法维度;第二维度是司法的程序法维度;第三维度是司法的社会学维度,司法活动需要直接或间接地获取民意信息,法官裁判难免会受到"民愤"等民意因素的影响.因此,法意与民意在一定程度上的纠结是司法的三维职能所系,定罪量刑不能不考虑到"民愤"等社会信息.由于缺乏非社会特征化的吸纳渠道,"民愤"所表达的民意信息常常是非理性的,考察司法实践中最难做到的"无罪放人"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两类事实,其中的关联性可见一斑,以合理的程序设计和案例指导来实现法庭审判的非社会特征化,便是梳理法意与民意的积极探索.     

以规则话语应对国际贸易争端论析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经济"、"碳政治"、知识产权、劳工标准逐渐影响中外经贸,WTO各主要发达国家成员纷纷利用其规则话语权,试图通过合法的手段来提高国际贸易标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此,贸易争端的化解将更多地依靠中国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对WTO规则话语权的增加.除此以外,内部贸易政策的调整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