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

强制阐释成为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讨论焦点在于阐释对象界定的模糊，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造成阐释方式的偏离，这种偏离在某些方面既超出了阐释学基本理论的规范，同时更背离了阐释理论的应用方式和实现途径。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对强制阐释问题的深入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既剖析了强制阐释背离阐释学传统中的理论表征是为强制阐释在理论上的“缺席”，更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强制阐释的理论“在场”的一面。强制阐释的理论“缺席”与“在场”说明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这种必要性与价值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或是和阐释学基本问题直接对应上的，而且是阐释什么、如何阐释等具体阐释学基本问题研究上的。     

博物馆的政治理性

托尼·本尼特以褔柯等理论家的思想作为基础，分析博物馆的诞生所产生与展现的政治理性。褔柯认为监狱、医院和精神病院等有自己具体的理性特征，并产生了自己特殊的文化政治领域。托尼·本尼特则提出：首先，作为与监狱、医院和精神病院等政府的现代形态相类似的文化空间，博物馆首先体现为一定的政治需求；其次，博物馆具有隐蔽的空间生产和知识组织形式，因而能够产生博物馆之外的资源重组，成为多元叙述和差异化叙述的倡导者，使之发挥公共的政治理性功能。通过这种理论观念，托尼·本尼特强化了他对文化博物馆与政治博物馆等博物馆文化表征形式及其功能的认识，即博物馆按照其建立的行为规范对民众进行差异化区分；同时，博物馆又普遍代表着整个人类，在博物馆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