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房地产开发主导下的旧城改造的思考

当前，中国城市化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受土地资源供给的制约，城市大发展与大转型并存：一方面是新城建设紧锣密鼓，另一方面是旧城改造，包括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如火如茶。当前，房地产开发已成为旧城改造的主要形式，在利益驱动下，     

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基础设施共建模式探析

一、区域基础设施的基本特征区域基础设施一般包括能源、给排水、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环境工程和防灾减灾六大系统。区域基础设施为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能量流等提供传输通道,是区域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区域基础设施是一个综合系统,作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动力,它本身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具有4个基本特征。     

欠发达地区中等城市新型城市化之路探析——以郴州市为例

中等城市是介于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城市.在传统的城市发展理论指导下,198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规定,大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20万以上、不满50万的城市,小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不满20万的城市,而现在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没有设定城市规模的条文.     

“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的小城镇规划建设——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2007年底．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至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一项重要改革探索。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获得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先行先试试验权,     

日本与《禁助中国海军协议》──以渤海舰队修缮问题为中心

1923年列强商定的《禁助中国海军协议》，以不助长中国内战之名，规定列强不得援助中国海军的建设。日本虽然当初大力推动此一协议，但在协议达成之后的遵守问题上，却也有着自己的考虑。1923年底浮现的中国渤海舰队修缮问题当中，日本外务省对于日商是否应该接受修缮委托，从一开始就有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亚细亚局认为，即便不修缮武器系统，仍不应该接受委托，认为此举将会违反协议的精神。但外务省高层则基于维护商业利益的立场，接受了条约局相对宽松的解释，采取了不鼓励但也不禁止的事态处理方针。不过，这并不代表外务省就此撒手不管。事实上，外务省一直在幕后指导日方的各种行动。考虑到北京政府的内部斗争以及奉系张作霖方面的观感，外务省直接对三菱公司的事件处理方式，进行了关键性的指导规划。当时的日本在国际规范与自身利益上的取舍，透过此例当可不言自明。     

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与双方的互动──从1935年蒋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36年成都事件前夕

1935年12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职之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一般被视为趋于强硬，但若细究1936年成都事件发生之前的中日关系，当可发现有许多隐晦不明之处。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当中，蒋虽然替日本对华交涉制造了障碍，却一贯地向日方宣称中日必须亲善。尽管外务省认为蒋有制约日本的打算，却也认知到其公开的抗日动作，不如说是出于对内的因素。并且，外务省也认为蒋并非无法沟通，特别是在蒋面临内忧外患之际，甚至有主动与日方洽谈合作的可能性。不过，此时期的蒋始终都采取了幕后指导的方式，给予日方其深信中日亲善的形象，甚至在必要之际，以转嫁责任的方式，来让中日关系有所转圜。这样的情况让外务省难以掌握蒋的真意，使得外务省持续认定有与其沟通的可能性。中日开战之后，日方之所以展开对蒋的诱和工作，其背景当与此种经验有关。     

丹麦建设低碳小城镇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2009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同时,中国政府宣称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这表明我国开展大规模低碳经济建设势在必行。     

中国空间发展战略的演进、绩效与切入点

建国60多年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是空间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从总体上看,中国空间发展战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均衡发展战略;二是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末的不均衡发展战略;三是进入21世纪后的协调发展战略。     

基于分工理论的环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协调模式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并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城市群协调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载体,而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核心内容是     

日本与国民政府1933年关税税率问题：税率公布之前的双方动向

1933年5月,中国国民政府基于完全的关税自主权,公布了一份新的关税税率.这份新税率的公布,各国其实早已预见,并且在公布之前,即向中方多加探询.然而,由于新税率远比以往为高,因而引起了日本等国的不满.尤其是日本方面的反应,可说是最为激烈.对于这份新税率,日本方面声称其为“排日税率”,并且在往后的几年当中,不断地要求国民政府修正.但是,若就中方相关档案进行检讨,则可发现日方的指控难以成立.事实上,财政部制订此一税率,其主要目的实为确保收入.由于此一目的与保护国内产业以及各国对华贸易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财政部在制订新税率的过程当中,采取了彻底保密的做法,甚至还误导了各方的观测.这样的情况,使得日方虽然在新税率公布之前,曾和中方有所接触,但终究难以掌握新税率的走向,外务省甚至还曾一度抱持着乐观的看法.这种认识上的深刻鸿沟,终使得中日双方在新税率公布之后,进行了长期性的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