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的诗词及其自我意识

林黛玉的生活环境及日常家居均与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她所创作的诸多诗词表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她的诗词先后表现出其自我生命意识、自我情爱意识、自我独立意识及自我爱怜意识等不同层面,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愈演愈烈,体现着一种趋强性。     

《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生而衔来的一枚宝物,贯穿《红楼梦》的始终。它不只是一枚护身符,还是封建宗教、政治与道德的物化形态,也是贵族婚姻制度的代言,更是贵族自我危机中身份重建的寄托。看似没有生命的通灵宝玉,却在贾宝玉的成长过程中,与其独特个性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立,表面体现的是以贾母、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长与以贾宝玉为代表的贵族新青年之间的对立;实际体现的是没落封建贵族内部两种不同人生观价值观的对立;实质体现的则是没落封建礼教与新兴文化之间的对立。     

戴名世研究述评

<南山集>案使得曾誉满清初文林的戴名世为后人所鲜于提及,其文集也因惨遣禁毁而少有流传,戴名世研究亦成为学术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领域.在相关研究中,学者们较为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戴名世生平考证与作品整理,二是<南山集>案,三是戴名世的史学思想,四是戴名世的文学成就,五是戴名世与桐城文派的关系.     

《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生而衔来的一枚宝物,贯穿<红楼梦>的始终.它不只是一枚护身符,还是封建宗教、政治与道德的物化形态,也是贵族婚姻制度的代言,更是贵族自我危机中身份重建的寄托.看似没有生命的"通灵宝玉",却在贾宝玉的成长过程中,与其独特个性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立.表面体现的是以贾母、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长与以贾宝玉为代表的贵放新青年之间的对立;实际体现的是没落封建贵族内部两种不同人生观价值观的对立;实质体现的则是没落封建礼教与新兴文化之间的对立.     

“春凳”与“‘春’凳”——兼与魏启君、孔令彬先生商榷

“春凳”是一种明清流行的家居器物,只是一种宽而长的凳子,并无靠背。凳面多用攒边做法,通常可供两人同坐或一人躺卧,亦可用作摆放器物的家具。但“春凳”又不仅是家居器物,还寄予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正因如此,“春凳”频繁出现于明清乃至现当代小说之中。准确理解“春凳”的特征及其特有内涵,才能深刻体味它在小说中除了满足场景描写的需求外,所承载的当时人们特有的家居行为方式和社会文化心理,才能感受到它所渗透着的小说家细腻的情感痕迹与精心的艺术构思。     

清代小说中的乡村塾师

清代小说呈现了鲜活的乡村塾师群体,提供了大量“活化石”。他们以秀才或童生为主,人员众多,分布甚广。其授徒原因或为治生需要,或为功名诱惑。他们大多离家坐馆,地位低下,事务繁重,收入微薄,生活孤苦,且行为受束。面对不堪境遇,他们渴望辞馆,但因生计压力,又被迫坐馆,内心始终交织着人生苦闷与现实无奈。这些乡村塾师反映了塾师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复杂文化心理及其基层文化精英的社会地位。     

冯梦龙矛盾思想及其表征探析

冯梦龙“情教”思想,实际是情教与名教的矛盾思想。他试图苦心营建“情教”理想来取代传统“名教”思想,将自己以情施教的思想体系贯彻在以名为教的社会现实中。冯梦龙情教与名教思想的矛盾,是二者在逻辑起点上的对立和逻辑终点上的同旨,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其婚恋观、妇女观、忠孝观和释道观四个方面。     

民间世俗宗教的西行朝圣——《西游记》主题新释

唐僧师徒西行朝圣与民间世俗宗教朝圣的动因一脉相承,他们的朝圣历程更集中体现了民间世俗宗教的多元化信仰,实用主义意识与行为,特有的"义利观"与实践原则,独特的实践形态以及世俗化了的神灵观念等诸种典型特征.唐僧师徒西行的圆满结局也堪称是民间世俗宗教朝圣的圆满结局.因此,<西游记>是一部体现民间世俗宗教西行朝圣的小说,每一个读完<西游记>且进入故事的人,都会随着唐僧师徒走完属于自己的西行朝圣之旅.     

戴名世研究回顾与展望

戴名世虽曾誉满清初文林,却因《南山集》案而为后人所鲜于提及,学界的研究亦较为薄弱。在相关研究中,学者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戴名世生平考证与作品整理、《南山集》案、史学思想、文学成就以及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关系五个方面。戴名世原始资料的整理、文学研究等方面还显得较为薄弱。无论资料发掘、研究内容抑或研究理路与方法等方面,仍值得予以更多关注。     

嘉道时期桐城派的传衍特征

嘉道时期桐城派盛极一时,表现出许多新的传衍特征:一是传衍态势由单线承传到多线辐射;二是传衍范围由固守一隅到遍布南北;三是传衍方式由私人授徒到以书院讲学为主,家学传授、私人讲学、文人雅集、书信往还、游幕等方式为辅;四是传衍内容由只言片语到完备选本。诸种变化的产生,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桐城派发展的必然,无不蕴涵着深层的文化动因,这亦是其兴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