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亚地区外交:变化与内涵

中国的东亚地区外交既是受到中国自身需要的推动,又是对东亚地区事态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机会与挑战作出的反应.它的成长源于中国国内改革开放议程的启动与实施、自身对稳定与发展的迫切需要,源于中国对地区性力量的发展壮大、尤其是东亚的政治经济日渐显现的一些新特征的认识,源于中国在与东亚日益频繁、紧密地互动中不断吸取到的有益元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逐渐明确了以稳定、发展和参与、合作为内涵的东亚地区外交理念与政策.中国的东亚新外交塑造了它与该地区国家的新关系,以及东亚地区秩序的新图景,并将持续塑造其未来.     

外圆而内方,忍辱以负重──周恩来处理党内矛盾的伟大品格

外圆而内方,忍辱以负重──周恩来处理党内矛盾的伟大品格马荣久,张家来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妥善处理党内各种形式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出宽...     

亚洲地区秩序构建的制度动力与特征

以地区性国际组织、多边机制等为代表的地区制度框架的成长,反映演进中亚洲地区体系的一个显著变化。地区制度框架下的互动推动国家之间构建起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关系性逻辑和理念,并对于地区力量相对变化做出包容性回应。与此同时,各方对于主权和平等、软制度和弱约束、自主性与开放性的强烈诉求,成为亚洲地区秩序构建的重要动力和显著特征。亚洲地区秩序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未来图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地区是否持续构建起有效运作的组织和机制。在国家日益崛起的进程中,中国在地区制度框架下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应以明确的秩序理念为前提,以明确的国家角色为核心,从而为塑造地区和全球秩序贡献力量。     

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分析框架

理解1949～1962年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需要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它涵盖三条线索：当时在中印关系中日益凸显的西藏问题、印度国内政治和反对派,以及主要决策者尼赫鲁的认知与心理。上述因素交织在一起,直接催生了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变化的立场、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途径和行为方式。中印争议边界至今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显示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对此既应该从各层面、更需要整体地认识和理解其历史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