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前期作品中的目光意象

鲁迅前期作品人物的目光意象十分突出,有时甚至会冲破文本内部的逻辑凸现出来,而且面对他人的目光几乎总是表现出一种不安甚至恐惧;在描写民众时,观察他们的目光大多表现得离奇地冷漠;在面对自己时,表现出了轻蔑甚至厌憎。1.恐惧目光在自己被别人看时,鲁迅笔下的人物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恐惧。在《狂人日记》里,随处可见狂人对目光的恐惧。“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1]3“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1]4如果说,《狂人日记》中狂人对目光的反应是一种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的病态,不能作为论据的话…     

留学生视域中的北京胡同意象

"胡同"作为北京地域文化的典范性标识,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已经演化为一个具有隐喻功能的意向和符号。在新世纪留学生文学中,北京胡同不再仅仅是凝滞不动的传统文化的载体,而被注入了一种客观的理性精神、异域文化和个体生命体验。     

周作人人学思想的审美逻辑、精神诉求与文化立场

周作人重视文学的趣味性,趣味之于周作人不仅是集中在民俗学意义上的个人审美倾向,更是一种潜沉到个体思想中的以“人”的启蒙、独立和自由为根底的精神诉求.这种诉求体现了摆脱五四激进主义文化立场的窠臼,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立体化文化立场的企图.周作人的趣味观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以及中国现代作家的审美选择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对我国译学史的贡献

周作人的翻译生涯前后历时60余年，翻译总量巨大，在周作人眼里翻译是他言说方式的一种，而我们也可以透过翻译体察他文学态度、文学趣味的演变。他在“被侮辱被损害”的文学翻译、古希腊文学翻译、日本古典以及近现代文学翻译。等诸方面均有开山之功，对我国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以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实践与范式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强调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为新时代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本组笔谈试图探讨新时代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范式、理念更新与实践探索,以期立足于新的文化使命,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以理论创新、叙事创新、实践创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凝聚多元主体合力,拓展高水平文化交流与文明交融,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传承与变奏--《田园的忧郁》与《沉沦》之比较

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以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为创作题材。其写作风格明显地受到了日本私小说创作倾向的影响。在《沉沦》中,我们分明地能看到日本私小说作家佐藤春夫的小说《田园的忧郁》的影子。然而,《沉沦》的“忧郁”缘于郁达夫对祖国孱弱的感触和对国家振兴的渴求;而《田园的忧郁》的“忧郁”,仅仅表露了作者个人人生的无聊,缺乏对社会问题的反省和对民族危亡的忧思。正是在这一点上,《沉沦》突破了《田园的忧郁》的写作意境,实现了主题的变奏。     

周作人文学翻译的路径选择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核心人物,始终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最前沿,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发展方向,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的翻译方式。一方面,周作人遵守"直译"的文学翻译方式,将异域文学所讲述的地方知识、情感体验、精神价值、文学观念、审美方式等内容,以不加任何文学修辞的方式直接复制过来,使文学翻译呈现出单向度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周作人又不断延伸和拓展"直译"的翻译范式,使"直译"向"意译"靠拢,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灌注时代的文化导向和个体的文学理想,将文学翻译演变为文化他性和文学自性相互冲突和交融的场域。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具有超越时代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中国现代文学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呈现出开放性和收容性意识。     

个体文学表象与群体文学表象浅论

文学表象是由个体来完成的,其中渗透着个体的生命理解、情感宣泄以及生命意志,它的终极目的是个体生命真理感的表达。拥有相近生命真理感的不同个体构成了一个潜在的群体,文学是把这一潜在群体中的个体联结在一起形成显在群体的方式之一。个体生命真理感与群体生命真理感在文本中有四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作者和读者以自发的生命真理感自由地进行交流是文学的理想状态。     

“启蒙” 的淡化与反拨:周作人对功利翻译观的超越

20世纪前半叶,多数翻译家以“启蒙”和“救亡”为使命,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周作人则更加强调翻译的趣味性和个体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包容性.他同时强调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不是平等,是分离而不是合并.这种对于文学多样性的清醒的理性坚守与对时代主潮的分离行为,使周作人的翻译观背离和超越了其时代翻译观的急功近利性,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