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失误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是没有疑义的,但也必须承认,正如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是终极性真理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可能是终极性真理。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历史的演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失误与不足,便日益显露出来。然而,应该看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它的价值构成威胁的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失误与不足,也不是它的一些原理与一些结论已经过时,而是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     

陕西古代文化与“秦学”漫议

从本期开始，我刊将推出一个新的栏目：秦学。所谓“秦学”，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学术课题，三秦大地丰厚悠久的文化积淀，举凡史学、考古学、文化学（包括文学、艺术）及至于哲学等等，无不尽囊其中。于是，“秦学”之“秦”，就绝不仅仅限于先秦王朝的１５年，而是上下纵横、贯通古今数千年的秦地历史文化、政治文化、文学艺术文化、哲学的一个总括性，统摄性范畴。本期推出著名学者佘树声、赵馥洁、肖云儒、胡戟诸位先生有关“秦学”的一组文章，希望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参与，推动这项研究的深入开展。     

丝绸之路:外层文化圈的建构——兼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历史特点

本文从历史文化学这一特定的视角,研究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问题。文章认为“丝绸之路”的开闢是人类不同的文化类型进行世界范围交融的开端.它带来了世界文化由内融型发展阶段向外融型发展的转变,它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从经济文化上看,它不仅带来了大唐帝国的开放和繁荣,而且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从宗教文化上看,它直接影响了伊斯兰教的产生,以及世界三大宗教的流传和分布状况;从政治文化上看,世界历史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世界政治地图的改变,都同“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历史的统一性与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发展——答黄敏兰同志

《人文杂志》1983年第3期“问题讨论”栏内,刊载了黄敏兰同志和拙作《马克思论原始公有制转化为奴隶制的规律和东西方奴隶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载《人文》1982年1期)的商榷文章,该文题为《略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和东西方奴隶社会所有制形式——兼与佘树声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因事关对人类社会史发展的有无统一性的理解,因而,笔者认为对我过去曾经提出的观点,仍有进一步加以阐述的必要,并以此作为对《商榷》的答复,是否有当,希望能够得到读者与《商榷》作者的指教。     

评《论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与霍力攻同志商榷

1989年第3期《人文杂志》刊载了霍力攻同志《论走社会主义道路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以下简称《区别》)一文,与我刊布于《人文杂志》1988年6期与1989年1期、题目分别是《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失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三个缺环》商榷。丝毫不需讳言,在我的文章中有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不当之处,因此     

从《修养》谈修养

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刘少奇同志《修养》一书的罪状之一,说它宣扬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孔孟之道。其实,如果问一问:孔孟之道究竟是什么?他们怕免不了要交白卷哩！ 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对古代文化遗产,要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对孔孟思想,当然也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科学的评价。我以为对它不仅应该两刀切,而且应该三刀切或四刀切,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血缘情结的黏合与剥离:先秦哲人的致思坐标

春秋战国时代所出现的伦理认知和伦理观之间的大论争，一方面把产生于氏族家族血缘纽带关系上的伦理认知推向了理论化的顶峰，一方面又促使了非氏族宗族血缘纽带关系伦理认知和伦理体系的产生。两种伦理认知的出现，构成了我国历史文化发展上的百家争鸣的自由学术环境之观念基础，即氏族血缘保守主义与帝王专制主义的合一。     

古代校雠学阐释

一、先秦：校雠学的萌芽中国古代的校雠学早在周宣王时就萌芽了，最早进行校雠古籍的是正考父。正考父是周宣王时宋国大夫，是孔子的七世祖。对于他的校勘古籍，《国语·鲁语》作了这样的记载：“闵马父谓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郑玄《商颂谱》作了认同，孔颖达《正义》说：“言校者，宋之礼乐虽然亡散，犹有此诗之本，考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史校之也。”由此可见，《商颂》各篇中的次序是经过正考父的校勘订正的，正考父是中国古代第一位从事校雠实践的校雠学家．第二位校雠学家，是正考父的七世孙孔子。孔子…     

马克思与东方学及其他

一、建立在地理环境论基础上的近代东方学和马克思的地理环境观西方人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他在《政治学》中为西方人首次勾勒了关于东方社会的形象。这就是:“专制”和“奴性”。只是亚里斯多德还没有将东方与西方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他同样认为在雅典也存在看产生专制和奴性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在“下贱”和“狡诈”的劳动人民中产生着“缺乏统治能力”和“过分地依赖于他人命令”的奴性,一方面在上层奴隶主集团中产生着“专横地统治”。固然将东西方对立起来的责任不能归     

东方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与“一国两制”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同东方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及东方社会的特殊面貌,有着深刻地内在联系。本文拟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通过对东方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探讨,来理解“一国两制”的历史唯物主义意义。 一 宏观考察之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