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在对生态治理的内涵及评价要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观念、制度与组织、过程和运作效能等4个维度设计出生态治理评价系统的逻辑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设计,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筛选,构建出生态治理指标体系,共3个层面、4大方面、30个具体指标的评价框架。最后,运用效度和信度概念对生态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进行求证。     

环境政治学：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西方环境问题的凸显和中国环境政治学学术话语的积极构建,大大促进了环境与政治的“镶嵌与耦合”,激活了环境政治学研究。然而,西方既有解释机制的“失范”,迫切需要超越西方环境民主主义范式以及生态帝国主义范式,拓展中国环境政治学的“本土性”理论生长空间。立足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国政治学聚焦并着力于环境政治领域,既是历史与时代之必然要求,也是一种理论自觉。根基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总体目标,未来中国环境政治学的知识增长有必要从环境公民权、环境治理现代化和环境政治话语变迁中汲取。然而,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实践操作层面而言,中国环境政治学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绿色民生”观的政治哲学解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推进,绿色民生建设越来越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并彰显出巨大的时代价值.然而,绿色民生是一个具有多重意蕴的复合概念,需要放在广阔的政治哲学视域中考量.绿色民生以人的基本权利为底线,注重客观数字与主观感受同步提高,注重可持续发展,并以“法律介入民生”、“法律根据民生”为表达方式.因此,绿色民生的政治价值取向必然聚焦于以人为本、普遍正义和民生幸福.由于具有意识形态、规则和有效性三者结合的散布性支持,绿色民生具有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也就具有行为的正统性或正当性.从政治哲学层面对绿色民生观解读,有助于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更为清晰的目标和动力,为持续实现民生幸福提供合理性说明和理论支撑.     

生态治理中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智猪博弈”及其破解

在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着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导致其缺乏执行相关政策的积极性,从而与中央政府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讲的"智猪博弈"的局面.破解"智猪博弈"需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事权财权,全面引入"绿色GDP"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实现"区域限批"制度化,不断完善生态治理问责制度,进一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论城市生态象征性治理的形成机理

我国改革开放较为明晰地表现为两大运作路径:城市化和工业化,通过工业化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实现了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当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亦为工业化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实现载体。然而,现行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囿于技术理性泥潭,无法自拔,虽带来巨大的建设成果,却也陷入了生态环境普遍性恶化的窘境。因此,如何对城市生态问题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杨华锋博士、刘祖云教授以地方性知识在传统社区所表现出来的生态价值为分析视角,探寻了遏制消费型生态危机、塑造和谐城市的不竭源动力。余敏江副教授从利益视角出发,探讨了城市生态象征性治理的形成机理及其消极影响。施从美副教授则从政府购买生态公共服务视角,探讨了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失灵及化解之策。沈承诚讲师从理念、利益和行为三个维度分析了"都市圈"区域生态治理失灵的根源,并探讨了应对之策。上述论文成果虽存在视角和知识结构的局限,部分观点亦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作者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示。城市生态问题的治理研究方兴未艾,希望更多学者积极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中介组织发展及政府回应

政府缺陷和市场缺陷的客观存在,使得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成为必然,发展中介组织是维护市场秩序、弥补政府失灵、补充政府供给的一条重要途径。但由于我国的中介组织还不规范和完善,政府不仅要对中介组织的运行作积极的回应,引导和规范中介组织的发展,同时还应给予中介组织更大的自由和自主权,由此形成一种互动、开放的更为成熟的政府体系。     

论管理行政的"科学"内核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发轫于美国进步改革运动的管理行政的内核是科学,而科学理性的嵌入使效率至上成为管理行政的基本价值取向,理性化、专业化、纪律和协作则成为管理行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管理行政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在技术上显示出了超乎以往一切治理模式的巨大优越性.然而,对科学理性的过度信奉导致了对人性的损害和人的异化,效率主义的运行逻辑导致了与民主政治的冲突.探讨管理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有助于形成对管理行政的全面正确认识.     

服务行政的“公民”本位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作为管理行政的替代模式,服务行政是以公民为本位,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公共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行政模式。服务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可以从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合法性和政治功效角度加以理解。社会公正、法治和责任是服务行政的政治价值取向,彰显民意、服务与合作、公民参与是服务行政政治合法性的根源,而服务行政的政治功效是有助于维系政府的合法化存续、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行政存在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个人自由隐形的萎缩、服务行政的低效率、服务行政的理想化色彩等。探讨服务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对于旨在完善学科体系的公共行政学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论政府服务化的制度建构

政府服务化是一个管制成分逐渐递减而服务成分逐渐递增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以信任整合替代权威整合、经济整合,以合作观念替代层级观念,以充分的开放性替代封闭性的过程.政府服务化的制度建构是由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变化而引起的,是制度供给与需求因素的复杂互动过程.政府服务化制度建构的路径是创新公共服务体制,重心是建立政务咨询、资讯公开制度以及公共服务承诺制度、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制度、公共服务申诉制度、公共服务行为问责制度.     

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法律之维

维护、增进和分配人们的公共利益,不应为了实现效率和生产率价值而过多地或仅仅追寻管理趋向的公共管理模式,可以寻求另外一种公共管理模式,即法律趋向的公共管理模式,以开辟一条新的现实研究法。历史地看,管理趋向的公共管理,由于其行政权有不断扩张的倾向,容易造成公民权利受损和公共利益被政府的自我利益所侵占等不良后果。因而,从法律视角要考察这几个问题,即公共管理的宪法渊源问题、公共管理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问题、公共管理的司法审查问题、公共管理的行政法治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