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文化重心的转移现象,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课题。在五代十国以前,北方的中原地区基本上是我国文化的重心。到五代十国、北宋前期,中国文化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至南宋时,中国的文化重心移到了南方。从此以后,历经元、明、清三代,乃至近代,中国文化南重于北的局面,基本上没有改变。那么,为什么在南宋时期会出现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现象呢?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探索。     

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文化重心的转移现象,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课题。在五代十国以前,北方的中原地区基本上是我国文化的重心。到五代十国、北宋前期,中国文化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至南宋时,中国的文化重心移到了南方。从此以后,历经元、明、清三代,乃至近代,中国文化南重于北的局面,基本上没有改变。那么,为什么在南宋时期会出现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现象呢?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探索。     

郑樵与目录学

一、郑樵的生平和治学精神郑樵,字渔仲,南宋福建路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县)人。生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是宋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目录学家。他的父亲名国器,是太学生,病死在苏州。郑樵少年时代和他的堂兄郑厚(号景韦)住在越王山下(今白沙宝洋附近),后来迁居夹漈山。郑厚住在溪的东面,人称他为溪东先生。郑樵住在溪西瑞云潭,人称他为溪西先     

试论陈亮的人才观

陈亮是我国南宋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高度重视人才。在他的许多奏议、诗文、书信中都大量谈到人才问题。有些真知灼见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陈亮人才观的产生和对人才重要作用的认识     

郑樵与目录学

郑樵,字渔仲,南宋福建路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县)人。生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是宋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目录学家。他的父亲名国器,是太学生,病死在苏州。郑樵少年时代和他的堂兄郑厚(号景韦)住在越王山下(今白沙宝洋附近),后来迁居夹漈山。郑厚住在溪的东面,人称他为溪东先生。郑樵住在溪西瑞云潭,人称他为溪西先生。他自己也称“溪西遗民”(《四库提要》作溪西逸民,误),溪西有夹漈草堂,就是他读书和著述的地方。这里风景优美,环境寂寥。他说:“斯堂本幽泉、怪石、长松、修竹、榛     

南宋故宫述略

杭州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但关于南宋故宫的资料,过去留传下来的不多。潜说友说:“内廷事秘,臣下不能详知”。这是一个原因。本文仅就目前所能看到的一些资料,将南宋故宫的历史和皇城宫殿的建造情况,扼要地加以叙述,疏误之处,请予批评指教。一、故宫历史南宋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自扬州逃到杭州,以州治为行宫,就有驻跸杭州之意。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高宗初来时,本来选地在西湖北山之阴的西溪,建立行宫,至今还有“留下”之名。后来,因为凤凰山东麓,原有隋唐北宋时的州治,又是五代吴越国的国治,便扩建做为行宫。据当时执政叶梦得说:“州治屋宇不多,六宫居必隘窄,且东南春夏之交多雨,蒸润非京师比”。简陋的情况,可想而知。绍兴元年     

贞珉可珍——从《黄震墓志》补正《宋史》与《宋元学案》之误

黄震,字东发,是南宋末年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著有《古今纪要》、《黄氏日抄》等。《宋史·儒林传》有传,《宋元学案》有《东发学案》,但以上二书对黄震生平的记载都比较简略。近年在黄震的故乡——浙江省慈溪县发现他的墓志,对于考订他的生平,甚有裨助,现将墓志全文抄录如下:     

王安石治鄞政绩述略

王安石是我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革命导师列宁曾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开始了一场历时十六年之久的变法运动。新法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大影响。究其原因,与他早年做地方官时的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庆历七年(1047),二十七岁的王安石“调知鄞县”,在鄞县当了三年县令。治鄞期间,王安石身体力行,进行了变法革新的尝试。连变法的反对派邵伯温也认为王安石“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     

论钱镠

钱镠,字具美(公元八五二年～九三二年),杭州临安人,出身贫贱家庭,世代以务农为业.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末至五代十国,兵燹战伐的动乱时期,各地藩镇纷纷独立,割据一方,称王建国.钱镠因参加镇压和阻击在浙江的黄巢起义军有功,因而取得了唐朝统治者的赏识而擢迁为杭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从此开始操纵军事实权.以后在军阀的纷争中,他又先后诛灭了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威胜军节度使董昌,于是实力更加雄厚,先后被封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越王、吴王、吴越王,在梁龙德三年(公元九二三年)封吴越国王,据有两浙十三州一军之地(今浙江全部,江苏苏州、福建福州     

试论南宋浙江人才辈出的原因

远在五万年前,浙江就有“建德人”生活在这里,开辟草莱,揭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非常丰富,尤其是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浙江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越族在会稽(今绍兴)建立了越国,越王勾践发愤图强,励精图治,网罗了大批人才。至秦汉设置郡县,浙江的文化逐渐发展起来,境内的人才,似泉初出谷,涓滴细流。西汉时西域都护府第一任郑吉,就是会稽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是东汉上虞人;此外如《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作者赵晔、袁康,也是东汉会稽人。晋室南渡,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中原世族,多避乱而定居江浙。浙江受中原文化的溉泽,文教渐兴,南朝相承,弥见繁昌,隋唐又以开通运河和对外交通的影响,经济与人文相得而益彰,浙江的人才与时俱进,有增无已。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三中说:“唐诗人千数,而吾越不能百人。初唐虞永兴(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