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和本土化——专访中国政法大学郭成伟教授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必须借助于外来法律,而外来法律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不能机械照搬。从晚清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本土化一直成为引进西法和修订中法的主要原则,并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本土化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使法律本土化的进程缓慢而曲折。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从法律近代化和本土化的得失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对当前的法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者围绕这一主题,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郭成伟教授,下面是这次访谈的具体内容。     

和谐社会中的法律精神

“和谐”作为一种理念由来已久,中外许多思想家都有所论述;古典自然法理论也以其天才的设想和完备的论证使后来的法学家们孜孜以求。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以“和谐”为理念、以古典自然法理论为依托的。当自然状态被赋予“和谐”的理念时便成为新的自然状态,取得新的形式——和谐社会;当自然法被赋予“和谐”的理念时便成为新自然法,并以“和谐”作为基本的法律精神。现实社会以及法律自身的矛盾涵养了新自然法和谐社会中的法律精神。     

老子"反"的思想在政略兵略中的运用

"反"的辩证范畴体现了老子思想的精髓,事物都是在相反相成中变化发展的.具体到治国用兵中,"反"就成为一种深刻的智谋."反"的思想源于老子对于自然和生活原则的深刻领悟,为施政用兵的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哲理基础.     

应从原创文化中开掘出法资源——对陈金全教授的一次学术访谈

陈金全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将原创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法史学研究,并深入民间探索原创法文化,开拓出法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想通过这次访谈,将他有关原创文化和法文化的基本观点展示给读者和学界同仁,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位以学术为终身旨趣的学者开阔的眼界和独特的学术视角,并对如何从原创文化中开掘出法资源、为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原创智慧的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礼法本位与自然本位——儒道和谐观的路径选择及其当代启示

儒道两家都把社会和谐作为政治治理的终极目标,但在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问题上却存有明显的分歧:儒家以礼法为本位,主张通过礼法制度来达致社会和谐;道家则以自然法则为本位,认为只有遵循自然法则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和谐,这种和谐就是自然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儒道两家和谐观的路径选择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深刻的理论启示意义,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丰厚思想资源。当然,儒道两家的思想弊端也是需要我们摈弃的。     

严复的自由观和法治观

严复受西方自由观的影响,力倡以法律保障自由,促进民智、民德、民力,实现国家富强;受西方法治观的影响,反对极权专制,主张民权与君权分立、司法与行政分立.严复的自由观和法治观对树立自由观念、建设法治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周刑罚正当性的两个来源与综合惩治模式——以《尚书·周书》为核心的考察

西周刑罚正当性的两个来源是天命和德政。天命是刑罚正当性的信仰来源,德政是刑罚正当性的价值来源。天命、德政和刑罚共同构成西周时期的综合惩治模式,有效地维护了西周政权的稳定性。     

从伦理调节到法律调节——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换

在传统社会,义利关系的调节主要依靠伦理教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这种主要依靠伦理教化来调节义利关系的方式不再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因此,法律调节就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法律调节既承认了市场主体追求效率或利益的合法性,又保证了市场主体在利益博弈中的公平地位,在市场规制中促进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即"义"和"利"的现实统一.     

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的价值基础

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内容丰富,自成体系,民彝和自由是其早期宪政思想的价值基础。李大钊承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之余绪,宣扬民彝和自由的宪政价值,推进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梁启超的民权与宪政思想

梁启超反君权,倡民权,将民权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其民权的主要内容是自由,自由是天赋的权利。开民智是民权实现的观念条件,完政是民权实现的制度条件。设议会、立宪法、司法独立等都是为了保障民权。梁启超的民权与宪政思想并不完全是西方式的,其中包含有传统法文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