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冲突、经济制裁对宏观金融的影响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总体局势趋于和平稳定,经济金融一体化不断深入,全球金融部门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局部冲突并没有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而逐渐减少,而是以恐怖主义、经济制裁等新形式逐步蔓延。21世纪以来,地区冲突、国家内战以及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同时,经济制裁作为新时期应对冲突和战争的常规手段被频繁使用,以上种种均对国际及各国宏观金融发展与稳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与影响。对局部冲突对宏观金融冲击渠道、影响方式以及经济制裁的效力、影响和未来发展等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评述和展望,可以为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对经济发展进行更好的研判、调整以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提供参考。     

批发融资风险与银行间流动性分层

批发融资市场拓宽了银行的投融资渠道,提升了银行流动性管理效率,但同时也加剧了市场波动与风险传染。随着金融市场定价机制与信息披露准则逐渐完善,刚性兑付(较高的偿付优先级)将导致批发投资者降低自身的同业监督动机,增加银行负债的滚动风险;"打破同业刚兑"的政策冲击在短期可能增加批发投资者提前收回资金的动机,但从长期来看有助于增强批发融资市场的风险承担能力。此外,基于同业存单市场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政策冲击造成银行在融资难度与融资成本方面呈显著分化趋势,并且地方政府债务因素进一步反映出了银行间流动性分层的线性特征。     

基于金融功能观的我国国有银行改革范式转换

审视中国国有银行制度变革历程我们会发现,基于"机构范式"的改革似乎已走到尽头.我们需要以"功能范式"来审视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并以此指导下一步的金融体制改革,使其更好地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基于功能范式,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最大可能地实现其功能,改革应从国有银行所处的系统环境和经济目标出发,重视国有银行与外部环境间的功能耦合关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提高国有银行自身的效率.     

财政分权与公共投资的“挤入效应”:基于中日比较分析的视角

分析了财政分权背景下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内在机制,采用中日两国数据对中央和地方层级政府结构的公共投资同固定资本形成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日本和中国虽然都采用分权式的公共支出政策,但是对于经济增长和投资促进方面所起到的机制不同的,尽管日本的资本形成同GDP增长率相关性不强,但是日本中央政府的公共投资能够较好的促进投资的快速增长.与之不同,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在促进固定资本形成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从公共投资的需求机制、供给机制、融资机制和’效率机制四个维度对中日两国进行了综合性的制度比较.认为日本的公共投资的经验在于其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形成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其支出能够有效的促进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进而促进增长.     

举债权放松能否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为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我国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改革，并自2015年起全面实施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政策，自此我国地方政府举债权得到实质放松.为评估该政策取得的实际效果，本文在测得2009年—2019年全国30省、市、自治区包含除西藏、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外的中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债务规模数据的基础上，借助机器学习方法和广义倍差法考察了举债权放松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并使用2012年—2017年关于城投债发行的微观数据，进一步剖析政策实施对以城投债、城投平台为代表的隐性债务及其发行主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省份层面来看，放开地方政府举债权在总体上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缓解程度在不同财政透明度的地方政府中存在异质性.从微观城投债券层面来看，政策实施后城投债隐性担保强度有所减缓，城投债发行更趋市场化.本研究有助于决策部门评估放松地方政府举债权的实际政策效果，并对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券管理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